特色小镇生长记:除了政策快车还需什么?

2016年开始,特色小镇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各部委密集出台政策来支持特色小镇发展。由此,特色小镇进入快速成长期。

今年国庆期间,相比于不久前被“黄牌”警告,云南省总算有特色小镇得到舆论表扬。昆明市寻甸县凤龙湾特色小镇,因单日旅游一度突破上万人次,央视在10月5日对其进行3次报道。

凤龙湾小镇拥有3295亩水库,周边植被覆盖率高达83%,准轨、米轨、寸轨三种铁路在此交相呼应,形成独特的铁路工业特色,在成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新的旅游增长点后,连该省党报《云南日报》都发稿点赞。

实际上,今年8月份该省因特色小镇问题才遭批评。有关部门对玉溪澄江广龙旅游小镇、大理剑川沙溪古镇、临沧沧源翁丁葫芦小镇给予通报,并限期3个月进行整改。这3个小镇曾分别获得过1.5亿元补贴。

需要指出,从2016年开始,我国特色小镇建设步入快车道,相关问题逐步暴露后,去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特色小镇进行高质量发展。

那么,我国特色小镇到底是如何生长,又以何种姿态存在呢?

特色小镇的“浙江样本”

作为我国特色小镇建设先行者的浙江省,日前设立了“省特色小镇产业金融联动发展基金”。这笔总规模100亿元的基金,由浙江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出资10亿元,其余由市县及社会资本共同投资。

据悉,该笔基金将采取定向基金、非定向基金相结合的模式给予支持。其中,投资运作期限最长不超过8年。期满后,基金将以股权转让、股票减持、股东回购以及解散清算等方式退出所投项目,对实现预定政策目标的,将按约定让利给基金管理人。

消息一出,基金界开始热议,并佩服浙江思路。在我国,有关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实践,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浙江,有学者将其称为“诞生地”。

有个背景是,2014年10月,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参观杭州云栖小镇时,提出“让杭州多一个美丽的特色小镇,天上多飘几朵创新‘彩云’”。此后,云栖小镇成为特色小镇典型范例。

占地3.5平方公里的云栖小镇,是依托阿里巴巴云公司和转塘科技经济园区两大平台形成的以云生态为主导产业的云计算产业聚集地。

有了这个模型,再加上详细调研,2015年4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正式明确特色小镇的定位和总体要求。

在《意见》中,当地官方对特色小镇的创建程序、政策措施等做出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半个西湖,建设面积一般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

从投资进度来看,浙江规定特色小镇原则上3年内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亿元左右(不含住宅和商业综合体项目),所有小镇要建设成为3A级以上景区。

此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省住建厅、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及市、县区相继出台相关文件支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

最关键的是,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办《浙江特色小镇调研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强调“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大有重要意义”。

另外,李强也在此阶段写了篇《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的文章,他指出,特色小镇必须定位最有基础、最有特色、最具潜力的主导产业,也就是聚焦支撑浙江省长远发展的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产业,以及茶叶、丝绸、黄酒、中药、木雕、根雕、石刻、文房、青瓷、宝剑等历史经典产业。

而浙江省特色小镇能发展起来的原因,除拥有深厚产业基础,形成众多块状产业、特色产业外,拥有活跃的社会资本,也为特色小镇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所以,以云栖小镇、乌镇互联网小镇、越城黄酒小镇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小镇,逐渐成为我国特色小镇的典范。

尤为关键的是,中央领导在《浙江特色小镇调研报告》上批示后,国家相关部委也陆续出台政策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与发展,并迅速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特色小镇的实践热潮。

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

毋庸置疑,我国特色小镇发展,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

2016年2月,先是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是强调要加快特色小镇发展,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先进制造、民俗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镇,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

该意见分9个专题36条措施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而将特色小城镇建设单独列为第4专题,凸显出特色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地位。

还有,2016年7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这是首个国家层面的特色小镇专项政策。

《通知》指出,到2020年,将培育1000个左右全国特色小镇。相当于在我国661个城市中,平均每个城市建1.5个全国特色小镇。

所以,《通知》发布3个月,相关部委公布第一批名单时,就出现了127个全国特色小镇;2017年8月公布第二批时,数量达到403个。

有的省份开始冒进,如提出用3年时间,培育30个左右“全国级”、100个左右“省级”和200个左右“市级”特色小镇。还有地方称要分别各建100个特色小镇、文化小镇、旅游小镇。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特色小镇的概念还存在界定模糊。有关“镇”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时期,当时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军事要塞,一般称之为“军镇”,“小镇”指驻兵镇守的州郡中之较小者。

由于许多“军镇”依水路而建,交通便利,有利于商贸活动,慢慢的,“镇”发展成为商业与人口密集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城镇设置有了明确制度标准,此时的小城镇是指“建制镇”。国务院分别于1955年、1963年、1984年制定(调整)了设镇标准。

到了1996年,特色小镇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彼时,昆山市委、市政府发表了一篇名为《加快新型城镇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文章,其中直接提到“特色小镇”一词。

随后数年,也有人提出特色小镇,但频率很低。直到2015年4月浙江《意见》发布,并在国家政策出台下,各地才开始有专项政策,且各有特点。

山东省拟在商贸流通、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养老养生、医疗健康等服务业领域,选定一批服务业特色小镇开展试点;广东省从2017年省级财政预算内基建统筹资金中安排1200万元,专项用于粤东西北地区发展改革部门开展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工作。

河北省出台了特色小镇规划布局方案,针对特色小镇发展重点、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有较具体的阐述;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实施方案,从发展目标、创建要求、创建程序、政策措施和组织领导五大方面规范旅游风情小镇的创建。

“速生”背后

特色小镇迅速生长后,不少问题也暴露出来,最直观的是各部门标准不统一。

目前,有关特色小镇的专项政策,涉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等单位。

由于部分政策是多单位联合发文,容易出现主管主体不清晰、权责不明确等情况。

以申报过程为例,有的地方是发改委牵头,有的是住建部门,还有的是旅游、体育、林业等不同单位。更有甚者,还没形成特色小镇专项政策体系,对其理解也不透彻。

不过,这些都难阻挡特色小镇的发展,各地运营模式也不同。

记者注意到,常见模式为政府主导,由官方或代表官方的国企为建设运营主体。优势是可迅速调动资源,依托原有建镇或产业园,打造特色小镇。

江苏扬中新坝镇就是如此。在政府直接主导下,目前已发展为以输变电设备建造为核心的电气产业小镇,产业规模超600亿元,占全国20%以上市场份额。

还有的地方采取企业主体运营模式。政府先期通过调研确定投资主体,参与企业有国企、民企,或混合所有制企业。然后,官方将经营权在规定时间内,交由投资主体运营。具体操作时,有大企业独立运营,也有多企业分板块运营。

浙江嘉善巧克力甜蜜小镇,就是通过引入歌斐颂集团作为投资主体,将小镇建设成亚洲最大的巧克力特色旅游风景区;云南束河古镇在开发时,也将经营权出让给昆明鼎业集团。

还有一种模式为政产学研联动模式。主要依托小镇内或附近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资源和学术品牌,促成政府、产业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动结合。

杭州西湖艺创小镇就是例子。它通过西湖区与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开展新一轮区校合作,在原中国美术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创意)园的基础上,三方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文创设计、艺术展演,社群经济、时尚消费和特色旅游五位一体的新型特色小镇。

最后一种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主要指PPP,近些年被国家大力推广。具体是,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而特色小镇的新型市场化道路发展趋势,使两者结合具有双重优势。

各有千秋

无论怎样,有些特色小镇的确做出了特色。

位于广东东莞的长安镇智能手机小镇,2017年成为该省特色小镇示范点。该小镇位于长安镇中心城区东北部,规划范围8平方公里。

公开资料显示,这里以OPPO、vivo手机龙头企业带动,整合周边华为、金立、宇龙、小天才等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核心企业,以及劲胜精密、隆凯模具、金宝电子、光宝电子等配套企业,集聚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高端创新资源要素,打造成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创新基地。

另一个成功案例是广东佛山禅城陶谷小镇。今年4月19日,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共同举办的“2019年全国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会议”上,其入选大会15个推荐案例之一,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全国典型”。

禅城陶谷小镇规划用地面积9500亩,其中建设用地面积5700亩。目前,已形成了“一谷十园”的发展格局。据悉,以发展陶瓷产业为核心的禅城陶谷小镇,现在已入驻企业2200家左右,吸纳就业11万人,完成特色产业投资24亿元。去年,缴纳税收超过7亿元。

另外,在浙江湖州德清县,有个地理信息小镇也十分典型。小镇核心区不大,面积相当于北京回龙观社区一角,但已吸引了近200位“地球观察员”入驻。

所谓“地球观察员”,实为规模不等的地理信息企业,他们各个神通广大。

自2015年入围首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后,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仅用短短几年时间,从“零”产业基础做起,迅速集聚起237家地理信息相关企业,其中不乏千寻位置、超图软件、长光卫星这样的龙头企业,成长为行业高地。

去年,这里还召开了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该大会由联合国主办、国家有关部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承办,被认为是继G20峰会、乌镇互联网大会之后,在浙江召开的又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位于杭州余杭区的梦想小镇也很典型。该小镇于2015年对外运营,重点鼓励和支持“泛大学生”群体创办电子商务、软件设计、云计算、网络安全、动漫设计等互联网相关领域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技术(工程)服务的企业。

开业第一年,有500多个创业项目和4000多名创客入驻。作为浙江100个特色小镇首批试验田之一,小镇引来全国甚至全球创业青年向这里集聚。

工信部在今年发布的《2019中国产业特色小镇白皮书》中提到,2016年是产业特色小镇的启蒙年;2017年是产业特色小镇的研发年;2018年和2019年则是产业特色小镇由战略规划向落地实践推进的关键年。

也因此,各地开始加大对特色小镇的政策力度。近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特色小镇和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22年底完成项目投资3000亿元。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李晓磊,原标题:《特色小镇生长记:除了政策快车还需什么? |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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