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长说有1亿中高收入层,你是吗?

近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的阶层正在形成,有人说是9000万人,有人说已经超过了1亿人。这里面可能有不同的计算标准,每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不同,用一个统一标准来计算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高收入阶层正在形成。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的阶层正在形成,有人说是9000万人,有人说已经超过了1亿人。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上,对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北京的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近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的阶层正在形成,有人说是9000万人,有人说已经超过了1亿人。这里面可能有不同的计算标准,每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不同,用一个统一标准来计算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高收入阶层正在形成。

他指出,2015年出境人数是1.2亿,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有7000-8000亿元是用于购物的,这个购物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境外的购物,而且从过去主要购买一些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

这个“正在形成的中高收入阶层”,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吗?

1、收入多少才能算中产阶层

先撇开高收入群体不谈,因为首先你得跨入中等收入阶层,才有可能进一步迈向高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顾名思义,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在我国一般将其称为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等,这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概念相接近。但在学术界,对于中间阶层如何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上,对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

北京的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

其中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最高,年收入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的年收入219770元,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最低,为170037元,工资性收入也呈现相似的状况。

总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约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约为115646元,而广州最低,为95213元。

北上广中间阶层收入支出等情况,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在发布会上,对中间阶层收入的表述较为直接:就工资收入而言,总体来看中间阶层的月收入接近13000,非中间阶层收入只有7400。每个月收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年收入在15万以上,而非中间阶层的年收入在9万元左右。

2、国外如何划分中产阶层

美国:大约25%-66%的人口可划分为中产

中产阶层的提法来自西方,但是在学术上,美国也没有一个确定唯一的标准。不同的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有不同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美国有25%---66%的人口可以划分为中产阶层。虽然各个学者对中产阶层划分有不同的标准,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根据家庭年收入、从事的职业、教育程度来划分的。

比如在2013年的减税大战中,民主党人认为20万美元以下(年收入,下同)的为中产,共和党人则认为低于13万美元的才为中产。也有将25万美元以下划分为中产阶层(其中15万美元以上为上层中产),25万美元以上为富人(约占人口的5%),40万美元以上为超级富人的(占人口的1%)。

英国:占总人口的46%左右

英国传统的观念把社会划分为上层阶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但是这种划分已经过时。2013年4月,BBC与社会学家合作的研究找出7个新的社会阶层。从这一划分来看,最高层的是精英阶层,最底层是传统工人阶层和无工作保障的人,中间阶层则包含了第二到第四这三个层级的人群。

第二层级是世家中产阶层,即财富仅次于精英阶层,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均相当雄厚。这也是各阶层中社交层面最广泛的。占人口的25%。第三层级是技术型中产阶层,即一个规模不大却特色明显的新兴类型。这一阶层社交层面相对有局限并对文化生活追求有限。占人口的6%。第四层级是新型富有工作者,即一个年轻和社会、文化上活跃的新阶层,拥有中等收入和经济资本水平。占人口的15%。这三个阶层大约占人口的比例的46%左右。

德国:占总人口的58%左右

在德国,中产阶层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人们对于德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去年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份研究试着从收入上对中产阶层进行简单的划分:如果一个德国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平均工资的70%到150%之间,那么他(她)就是德国中产阶层中的一员。

贝塔斯曼的研究认为,德国中产阶层的构成显得十分复杂,并没有明确的职业界限,其中囊括了律师、建筑师、公务员、艺术家、老师、音乐家、记者甚至政治家等多个种类,德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58%左右。

1%人占有40%财富,国企占全国8%员工占有50%的工资

中国基尼系数调查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城市的高收入者太难以取样调查。统计局统计的基尼系数偏低的原因主要正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中国的高收入阶层总是喜欢在调查中遮遮掩掩。

中国统计局最近公布的基尼系数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全国最近十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这些数据在普通民众看来是太低了,不符合现实情况。

近年来,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对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作了探索,提出了十多个不同的计算公式,不断修改洛伦茨曲线等。但基尼系数隐含的经济含义一直不变: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这个数字如果超过0.4就表示一个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较大。

但老百姓现在比较质疑的是,咱们中国的贫富差距只用较大来形容么?连美国2009的基尼系数都达到0.468,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只有0.47么?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从财富集中的角度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基于此,中国的基尼系数公布的只是比美国稍高一点,还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按照这次公布的结果,2008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真的一定是在缩小吗?恐怕也不见得。从过去30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就上升0.76个百分点。如果其他的条件不变的话,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推算,基尼系数如果在这几年出现回落,那么必然伴随着储蓄率的下降以及消费率的有效提升。

然而,中国的储蓄率却很不给面子的连年创下新高,而正是由于基尼系数的逐年升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国内消费的长期不振,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到位,恰恰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证据。

这并非耸人听闻,绝大多数人已感觉这几年的贫富差距比之前变得更大了,曾经调查过的80%以上的人表示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却一直说没问题、不可怕,不用过于担心,不要任意夸大。公众与政府官员的感觉差别这么大,是多数公众感觉错了,还是少数政府官员的自我陶醉呢?

实际上有不少民间机构的调查已经在支持公众的这种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领导的课题组曾经以其2007年的调查为例,考虑到灰色收入因素而做过相应调整,得出基尼系数由0.48上升到0.52~0.53。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此报告后被认为结论“离谱”、分析粗糙等被大受批评!后来甚至有部分学者在著作中称,如果将“暗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之后,全国基尼系数将上升为0.67。

看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彻底成了一个本世纪最大的悬疑。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当今世界,经济市场化越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小。北欧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应该最小。美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欧洲,但肯定低于中国。

全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应该是在拉美或者亚洲的部分国家。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介于美国和拉美之间,但在整个亚洲应该是处于相对前列,仅次于菲律宾等。

那么具体从各国公布的基尼系数来看,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是低于0.3,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如果超过这个数字,一般就被认为是贫富差距较大,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约在0.24到0.36之间。美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欧洲,比如2010年美国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

亚洲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一般是接近0.6,比如2001年以后的香港曾测算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几乎是发达国家及地区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而拉美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甚至已经在0.6以上,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

虽然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存在不同版本,现在有不少的共识是已达到或超过0.5但低于0.6,介于0.5和0.6之间,这种学术认识和老百姓的感觉还是比较相符的。

问题是,中国的基尼系数真的就无法正确统计了么?中国的基尼系数统计到底难在哪里呢?统计局从2000年之后的十余年一直再无官方版全国基尼系数发布,直到现在发布,而结果依然受到无数人的质疑。

对此,官方的解释是全国居民统一的基尼系数的计算需要以推动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作为基础条件,而国家统计局现在对农村、城镇住户调查是分开进行的。

这也许是一个理由,但笔者认为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城市的高收入者太难以取样调查。西南财经大学就曾说过,他们的调查在农村的拒访率为3%,在城市的拒访率为16%,“主要是因为城市高收入家庭拒访相对较多。”

可见,基尼系数的各种算法没有太大差别,关键就是欠缺高质量的这部分基础数据。统计局统计的基尼系数偏低的原因主要正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

这些高收入阶层主要聚集在哪里,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为何总是喜欢在调查中遮遮掩掩呢?

就在前些时候,有相关机构曾发布过一份中国的“富人地图”,结果比较震惊。中国富人最多的前几个省市,依次是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更早些时候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详细剖析了目前中国内地富裕人士的数量、地域分布情况以及消费习惯等。北京千万富豪达到了17.9万人,亿万富豪约有1.05万人,均排名第一。

中国富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中国最强大的经济省份广东和江浙鲁,而是北京。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充分折射出中国经济的邪路。可以想象,美国的富豪都来自华盛顿,那会是什么情况?如果财富充分集中于首都,说明此国是一个充满权贵的国家。北京的登顶,成为了中国所谓“权贵”最好的解释——有权才能富贵。

对比其他国家,这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则更为浓重。在美国,华盛顿并非富豪集中之地,这一位置留给了作为经济中心的纽约。而尽管日本和英国的富豪的确集中在首都附近,但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东京和伦敦亦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地带。

唯独北京因为政治资源的集中带动了经济资源的集中,这正是中国市场化并不完善的表现。权力左右了资源配置,这也恰恰是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中国处于财富顶端的正是这些与权力亲近的阶层。

上市国企高管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28倍,企业业主与雇主的收入最高相差251.87倍,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这些数字非常惊人。

中国造就了一批数目巨大的富豪,然而,巨量富翁崛起的同时,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好的发展。中国富人在享受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所提供的致富资源的同时,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事实上,在近年来,国内的富翁们反倒是正出于各种原因,想法设法的将更多的财富转移到国外——甚至不惜通过违法手段。按照加拿大官方的数据统计,在多伦多和渥太华机场,每年收缴的非法移资中,中国公民的资金占到了半数以上。而且几乎近一半中国富人考虑移居他国。

从以往国外的经验来看,中国这次恰恰可以以富翁人群为主体,作为完善国内福利制度的资金有效来源。这正是为收入分配改革打前兆,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体现在劳动者占整个收入分配的比例降低,这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中一些旧体制尚未完全改变有关。

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以及发展成果能否让全民分享。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应以一次分配为主,二次分配为补充。二次分配中,可以通过对富人增税,来补贴低收入人群,实现公平和效率。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向富人征税并非千难万险,正是因为财富重新分配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才使得政府促进重新分配变得更有意义。而中国屡屡不敢向富裕人群“动手”,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瞻前顾后,很大程度上又与前文提到的“权贵”一词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一切更多的还是要看中国政府的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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