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猪短租潘采夫:媒体人转型做公关更讲究情怀和坦诚

潘采夫经历了媒体的最后黄金时期,他称之为“夕阳之歌”。由于舆论环境和媒体营收下滑,他也转型进入创业公司。他在小猪短租做的,是想改变公关在人们心中的既定印象,要让短租成为有情怀的社交的一部分

潘采夫经历了媒体的最后黄金时期,他称之为“夕阳之歌”。由于舆论环境和媒体营收下滑,他也转型进入创业公司。他在小猪短租做的,是想改变公关在人们心中的既定印象,要让短租成为有情怀的社交的一部分。

潘采夫出现在我视线里是2013年。

2013年《人物》刚刚采访完袁厉害,一个收养了上百名弃婴的开封兰考县妇女。2013年初袁厉害的居住地发生火灾,其中被她收养的7个孩子丧生,一时间袁厉害遭受各方质疑,媒体频频采访,直到《人物》一篇《厉害女士》,把她塑造成贪婪、势利、爱财的形象,舆论像经过大坝闸门的水流倾泻而出。袁厉害和《人物》杂志均遭到正反两方评价,公众人物以及公众人物的拥趸们骂战激烈。最后,潘采夫一篇《到哪里去找特蕾莎修女?》的评论像给这次骂战做了注脚,给袁厉害事件一种悲悯的诠释。

后来我看了他很多专栏文章,他的用词很幽默,批评辛辣。1999年他大学毕业,先是在郑州一家报社做广告,一年之后不适应安逸的生活,想做记者,便辞职来到北京。5年换了10个工作,但都和媒体有关。2004年他加入《新京报》做文娱编辑,他说在《新京报》期间经常被作者放鸽子,只能自己去填充版面,一年能写100篇左右的评论。9年后他离开,旅居欧洲两年,回国后加入《南都周刊》做记者,2015年他在微博发文,宣布自己正式成为小猪短租的一员。

他经历了媒体最后的黄金时代,那时公共知识分子受人尊重,言论值钱,媒体人很多时候都等同于文化人,文艺青年还没有被嘲笑。读库的老六组织饭局,把这帮人聚集起来,定期吃饭,最鼎盛时期是50--60人,饭桌上隔着火锅飘散的蒸汽和酒气都在为各自喜欢的导演、主义、作家争论。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在北京的最初几年,绿妖(前媒体人,独立作家)经常参加老六的饭局,抽中南海点五喝二锅头,经常聊着聊着电影就醉了。有的人酒后磕破脸,有的人摔破了下巴,绿妖的裙子也曾在醉后被栏杆刮破。她形容,‘那种喝法,就像没有明天’”。

距离我知道潘采夫四年之后,我见到他。他显得很从容,模仿起朋友说话也很形象。他笑说自己最近太忙,在慢慢适应那种加量级的工作要求和创业带来的压力,体重增加了十几斤。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必留恋,而作为创业公司的一员,潘采夫越来越职业,想着用科技来让社交更美好。

他说,媒体是用价值观去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转型后的公司是让科技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个理想方面没有变化。

潘采夫 | 自述

2011年的时候我去英国,闲呆了两年,没什么事儿,在欧洲闲逛。旅游的时候就住Airbnb。当时Airbnb在欧洲刚刚兴起。因为欧洲的旅馆平均都是100欧左右,而跟它同一位置的Airbnb价格一般都低一半。我住进去跟那些房东聊,他们称自己是作家,虽然也不知道写过什么东西;艺术家、剧院经理,还有一次我住在曼联员工家里,整座屋子像一个曼联博物馆,各种密码是曼联欧冠夺冠时间和第二次夺冠时间,所有饰品都是曼联货,给我用的浴巾都打着曼联商标。这些人收入不高,出让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一年一笔不小的收入,多则一两万欧。

平时我住在爱丁堡,等我回去之后就在Airbnb上线了我的次卧,上下铺,一个月里出租半个月,平时20磅一晚,等到爱丁堡艺术节的时候就翻倍,50--60磅一晚,两年下来就能覆盖大半房租。更重要的是我接待了很多热爱艺术的青年和艺术家。其中有个音乐人叫Rose Mary,50多岁,在爱丁堡艺术节上她有小型音乐会,她在我家住了10几天,和我女儿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去伦敦开演唱会还邀请我们去看。

等我到了南都周刊之后,我就想说Airbnb的住宿形式在中国有没有类似企业在做呢?中国能不能做分享经济呢,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选题就是“Airbnb的中国学生们”。我给小猪短租的房东留言,在那儿体验了一晚上。后来,陈驰和王连涛就在公司二楼接受了采访。我们聊了大概一个下午。那次对我的触动很多,他们默默做了很多搭建信任关系的工作,在技术和产品上做了很多保证分享经济能够运行的改善。我很佩服他们,后来越聊越好,他们邀请我加入小猪。

当时在中国共享经济对于住宿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如家、7天兴起大概是2005年左右,他们租下大量的房子,经过十年,他们要逐渐面对非标住宿的竞争。公寓,民宿,客栈之类对中低端连锁酒店的侵蚀很大。房租在上升,他们很难维持价格,未来中低端酒店肯定会让渡很多空间。像小猪短租这种分享住宿经济,未来会有很大市场。我经历过的房东和房客的交流,在住宿行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我喜欢并想参与,2015年7月我来到小猪短租。

从媒体人变为公关人,通俗理解就是甲方变乙方。你说我从写负面新闻到处理负面新闻的转变还是很客气的,比较不客气的人说我们是灭火的。但是我觉得一批媒体人的转型到公关公司,到创业公司,到BAT,到36氪,很多都是在逐渐改变公关的一些生态,和以前的一些惯性。比如说一些传统的公关公司,就会去找媒体的老总,把稿子“公关”下来。

现在媒体人处理公关的方式是沟通。很多的负面实际上是因为沟通不畅,在记者问一个认为偏负面的问题的时候,企业总是很紧张,觉得人家是恶意来的,有时候拒绝沟通。其实从小猪的经历来看,往往经过这种沟通后,记者对整个行业有更全面的认识,会比较中和地去写,比如分享经济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房东房客有什么矛盾,看似是单个的负面,实际是背后揭示了这种创新形式需要被政府逐渐接受的现实。而且更多的人会根据新闻来了解到短租的形式,比如说,2011年Airbnb的房东接待一个房客,那个房客是贼,把家里席卷一空逃跑,房东就叫天天不应,当时Airbnb没有任何保险措施,报道接踵而至,这是Airbnb遇到的第一个大公关危机。后来创始人经过决策,就宣布推出了一个给房东提供财产保险的措施。实际上就是那一年,Airbnb的房源增长了800%。

我做记者时也不会认为媒体会被当做辟谣的工具,工具这个词也可以是“渠道”、“机会”。我在《南都周刊》因为嫣然基金会贪污事件采访李亚鹏,是我自己主动找他的。我们调查了半个月,去他的基金会查账,问了他很多账目上的问题。我写的稿子证据很确凿,有证据就没有人质疑。我就问李亚鹏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发声呢,李亚鹏说他不屑于和质疑他的人争论。

除了做公关,我还负责小猪短租的市场。我发现2015年之前小猪短租并没有怎么做品牌,而美好的住宿方式到最后的王道一定是品牌。

我到了小猪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古清生,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家。他到神农架隐居了十年,种茶叶,现在还在那儿,他的茶叶最贵的一斤三万块钱。他就是很孤独,我跑去说来当房东吧。我们武汉的同事就把床品啊,淋浴啊都运过去,打造了六个卧室,他很开心,接待了很多文艺青年。后来我还找了形象很好的10个微博大V们来做房东,比如作业本、王小山、高群书、薛明等等。

我经常出去做讲座,和书店的关系也好。本来书店经营其实并不是很乐观,我联系了全国十家书店,像北京的单向街、扬州的边城书店、厦门的不在书店等等,小猪短租为每家书店都提供了100万的保险,书店改造成卧室,欢迎入住。其实书店多了住宿的收入,来增加营收。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技术让生活更美好的一种方式。

最开始都是小猪短租的员工、家人和朋友当房东,陈驰的妈妈70多岁还做房东,她会为房客做饭,关系处得很融洽,弥补孩子不在身边的缺憾。到了2015年小猪短租有了较为充足的房源,每天都要审核很多房东,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房东可以通过审核。我们主动上线的还有教堂,寺院等。这些很好的住宿方式,会让更多人受启发,把有特色的房源放在网站上。

我想从文艺范出发,2015年有2万多房源,但是现在越来越大众,在融资6500万美元之后,今年我们要扩大用户数,做大众品牌,把住宿的分享方式不光让有文艺范的人喜欢,而要让更多人都喜欢上。

作为媒体人转型,其实是想做更多事情。媒体是用价值观推动社会进步,陈驰和连涛当时邀请我时告诉我,他们想搭建一种信任圈,用技术来保证房客房东互相信任,互相让对方开心。你会觉得实名制的推广,政府推动效果并不好,通过阿里巴巴、通过微信,通过分享经济能做到,技术手段推动交往的进步本身就是很有社会意义的。我不过换一个阵地、方式,但还是在做改变世界的事情。

现在我看世界会比以前从容很多,虽然我的体重是在增加的。

*本文作者:执惠记者叶雯(个人微信:yewen_0908),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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