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曲江文旅”）发布公告称，预计2018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增加约1780万元-2280万元，同比增加35%-45%；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将增加约1536万元-2036万元，同比增加约31%-41%。

增加的主因是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下属大唐芙蓉园景区管理分公司等业绩)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对于争议难消的曲江模式，这是个好消息。近几年，曲江文旅的营收、利润起落不定，近两年态势较好，可整体还不够亮眼。

曲江模式还尝试通过在陕西内外输出智力、管理和资本，复制曲江模式，形成新的利润点，但已有折戟。

曲江模式要证明自己，路途还未至尽头。

“曲江模式”的渐进式逻辑是“圈地—文化艺术炒作—全球招标搞规划—贷款—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该模式的“构建者”，现华侨城集团董事长段先念曾解释称这是一个循环：曲江模式是文化资源加旅游，然后再加城市。文化资源经过整理，提炼、创意以后变成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带来人气、商气，周边的城市升值，有钱了，再返回来投到文化。

“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或者“旅游产品带来人气、商气，周边的城市升值”是这个模式成败的关键，直接决定这个逻辑能否形成闭环。

土地溢价取决于景区能否带来巨大客流量，并藉此带动餐饮住宿、交通及购物等消费，形成消费繁荣区域。

从曲江文旅的关键数据中，或可一窥曲江模式的现状。

曲江文旅主要运营管理的文化旅游景区包括“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国家5A 级景区, 曲江海洋极地公园、西安城墙、楼观道文化展示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数个国家4A 级景区,以及寒窑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唐慈恩寺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等。

按曲江文旅运营管理景区的业态构成，其餐饮酒店多分布在景区周边，旅游周边产品和服务（旅行社）及旅游演出形成景区的配套服务，这些构成“吃住行游购娱”链条，营收变化直接取决于景区客流量增长情况。

执惠梳理曲江文旅2013-2017年年报发现，其2013-2017年营收分别为12.98亿元、10.82亿元、9.894亿元、10.48亿元、11.32亿元，各同比增速分别为13.83%、-16.60%、-8.58%、5.97%、7.99%。整体起起落落，增速也相对平缓。

2015-2017年，陕西全省接待境内外游客同比增速分别为16.1%、16.45%、16.41%，全省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速分别为16.2%、16.46%、16.44%。

通过曲江文旅财报等渠道，执惠暂未能获取到其运营管理景区各年客流变化情况。但如果结合上述营收情况倒推来看，曲江文旅所运营管理景区2015-2017年的客流增速，相比全省并不够突出。

为提升客流和运营效率，曲江文旅曾提出应对之举，包括提升大唐芙蓉园服务智能化水平，丰富海洋公园产品内容，稳步实现寒窑婚宴产品扩容增量，对楼观开发休闲养生、观光农业系列特色旅游产品，将大明宫打造成西安最大的户外会议会展活动中心及市内自驾游联盟集散目的地首选地之一等。

在曲江文旅2017年年报中，提及该年西安曲江智造文化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曲江智造”）实现营收3014.43万元，净利润 354.15 万元。

曲江智造专业从事旅游管理咨询服务，主营业务为旅游项目策规划与景区管理咨询服务，是曲江文旅的控股子公司，可视为“曲江模式”运营管理经验的对外输出载体。

曲江智造曾于去年5月前后申请挂牌新三板。其2015年、2016年的营收分别为841.31 万元、1234.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0.65 万元、249.12 万元。对比三年的数据，可见曲江智造的年营收和净利润保持增长，但在总营收中占比仍较低。

曲江文旅2017年年报显示，其主营业务分布地区除了陕西，还包括山西、河南、内蒙、北京等十四个省市。分地区看，该年主营业务营收陕西占绝对大头，有97.13%之多。剩余份额也即“曲江模式”输出到陕西省外的大致营收。

（来源：曲江文旅2017年年报，单位：元）

这种模式的输出，有望成为曲江文旅的新利润点。

资料显示，曲江文旅已与河南省沁阳市神农山景区、山西省晋中市三多堂文化旅游景区、太行山大峡谷、皇城相府、陕西商洛丹凤棣花古镇等景区进行合作，由曲江智造提供景区托管运营、策划规划及咨询等输出服务。

曲江智造相关负责人曾透露输出服务分为三步走：智力输出、管理输出和资本输出。

曲江模式的输出有得有失。曲江文旅官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16年托管运营的陕西汉中洋县的华阳景区、河南沁阳神农山景区和重庆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3项，游客接待量和收入均同比上浮20%以上。

早在2007年，曲江新区管委会组建团队介入陕西宝鸡法门寺景区的开发运营，但景区却陷入被投诉、与僧人矛盾激发，乃至难以留客，景区“歉收”的境地，彼时高达32亿元的一起项目投资收回希望渺茫。

另在2008年，以曲江新区为主的曲江系计划介入西安兴教寺的申遗，并主导和参与兴建、整修包括兴教寺在内的诸多项目，并被认为是导致大兴教寺拆迁的推动者，矛盾激发，最终于2013年退出。

曲江模式输出的两次折戟，缘由难称复杂。

曲江模式下，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文物点周边的土地，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布置运营尽可能多的商业业态成为必需之举之一，加上为处理日渐增多的游客与景区承载量的矛盾，部分景区进行扩建以增加容量，文化与商业的矛盾可能加剧。

可以看出，景区的管理模式取决于不同地域、文化、经济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对标客群等方面的不同，运营管理方对单个项目提供不同的具体方法和逻辑，这需要高智力投资和更精细的管理方式。

就目前景区整体现状来看，景区基本需要在门票、景区商业二次消费及景区交通等方面都取得突破，需要运营方更深入了解和掌握客群的需要。尤其在运营层面，若不是为了评级升A，而是获取更多收入，运营管理方的实操经验更显重要。

另一方面，景区运营管理方需要练就与合作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能力，以及平衡各方利益的功夫。

曲江模式目前的成型，其实有几大必备因素，包括当地政府长期稳定的强手支持，从而保证开发中土地购买的完整性，文物资源效益增值的内部化；资本的长期助力，文旅投资周期长、耗资大，在利益回报出现前，需要保证投资的延续性；独特的文物资源，曲江区域优质深厚的唐文化资源比如强IP，是后期景区引流的关键；还有较好的区位优势，比如靠近城市，或交通条件较好，有较大的可辐射市场。

以区位优势来说，这是曲江模式在法门寺景区的落地中没有成功的一个缘由，段先念曾认为，法门寺及其文化资源不错，可吸引游客，但景区远离城市，不能吸引人前来购房居住。这使得法门寺周边的土地未能如期升值，曲江模式的闭环效应没有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