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天是古人对自然及人类自身认识的一种反映它源于生活，最初只是人们的一种崇拜行为，其理论来源可追溯到《礼记•礼运》。祭祀是人类思维形成的结果，是随着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代表了人类最初的觉悟，是人类脱离蒙、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

祭天的传统

中国古代祭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如传说黄帝时期就已经有祭天的行为，尧帝时祭天的仪式已经很隆重了。早期，人们选择自然高地举行拜祭上天的活动后来才建造专门用于祭天活动的高台,称为祭坛，用以表达人们对上天的尊崇和企盼。

人类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后,祭天就成为统治者的专有权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赋祭天以特有的含义，将其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由于祭祀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因而被历朝历代的君主奉行不辍，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祭天更是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历史上，专门用于举办祭天典礼的祭坛被尊称为“圜丘”。西周以后，在中国逐渐形成以“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为核心的祭祀制度。故由周公所制定的“冬至日，祭天于地上之圄丘”的祭天制度为后来的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所奉行，秦、汉以及唐、宋各个封建朝廷皆在国都营建祭坛祭祀皇天上帝，秦及汉朝初期将祭天的祭坛称为五峙，西汉中期以后及唐宋诸朝皆将祭天的祭坛称为圄丘。

北京天坛历史

明朝天地合祀大典从明洪武十年(1377年)开始，历代沿袭举行160余年，至明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熄进行“大礼议”，决定恢复洪武元年(1368年)天地分祀的旧制，于是，在大祀殿南建圄丘，以冬至日举行祭天大典，当年建成。

圜丘由明世宗朱厚熄亲自定制，为三层台圆形蓝色琉璃建筑，环以内外两墙，内墙遗圆形，外墙方形，置两重损星门。圄丘北建泰神殿。嘉靖九年(1530年)冬至日，明世宗朱厚熄于新建国丘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典礼。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一月，明世宗朱厚熄谕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天坛由此而得名。

实行四郊分祀之后，大祀殿废而不用。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朱厚熄改泰神殿为皇穹字，并诏令拆大祀殿。嘉靖十九年(1540年)，明世宗朱厚熄在大祀殿原址建大享殿。“岁以季秋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大享殿由朱厚熄、“亲做具象”，建设工期逾五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享殿建成。

但这时朱厚熄经宫女杨金英谋狱之变后已移御西苑，再不肯到天坛祭祀，凡天坛大祀均遣官恭代。故大享礼仍在内廷举行，大享殿建成后也就一直闲置，但嘉靖皇帝对祭祀制度的一系列更改却最终奠定了天坛的基本格局。

1644年，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北京为国都。清王朝沿袭明朝旧制，仍以天坛为祀天之所，所有坛谴制度仍遵其旧。清乾隆朝(1736-1795年)时，乾隆皇帝倡导开始对天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及扩建，先后修缮、改建及扩建了斋宫、圄丘、祈年殿、神乐署、坛墙；新建了寝宫、圄丘钟楼、圈丘门、花甲门、古稀门,改大享殿为祈年殿；天坛著名的声学建筑“回音壁”也是在这一时期改造建成的。

乾隆朝还于天坛广泛植树，种植了大量的松、柏、槐等树术。由于乾隆皇帝对天坛进行改建、扩建的一系列举措，使清乾隆朝成为天坛历史上继明嘉靖改制后的又一重要时期。乾隆朝以后，清朝逐渐衰败，再无力对天坛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天坛的格局一直保持至清末。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北京，天坛也被八国联军占据，帝国主义军队盘踞天坛达一年之久，天坛的建筑、园林及礼仪陈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八国联军撤走以后，天坛神圣的地位不复存在,管理日渐荒疏。

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面对公众开放。民国年间，天坛经历了军阀争战，日军占领，流民滋扰，虽然坛庙管理当局努力维护，但天坛仍然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建筑倾坦，古树凋零。1948年12月，国民党守军困守北平，竟扒毁了天坛的南坛墙，拆毁了明代石牌坊，伐除古松柏千余株，造成了天坛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1913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划天坛外坛为林艺试验场，以后又建传染病院飞防疫处、电台于神乐署，天坛坛域开始被挤占、蚕食，至20世纪70年代末，天坛东南、南、西南外坛被辟于天坛公园园外。

位于天坛外坛西南隅，明清时期专门为国家大祀、中祀饲养祭祀用牲及祭祀牺牲之神的天坛牺牲所也被夷平，天坛原有的“回”字形的平面布局变得残缺，形成今天天坛公园“凸”字形的平面形状。

尾声

天坛是中国古代皇帝的祭坛，也是中国悠久的祭天文化的结晶，其宏伟的建筑、苍翠的古树、丰富的文物收藏既记载了中国古代先民的企盼和希望，也记录了封建帝王的睿智、昏庸和腐朽。可惜，近人的无知让其布满了岁月风尘带来的更恶毒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