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相比，人口年龄适中，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储蓄率高但同时杠杆率处于高位，需要去杠杆或稳杠杆；“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人口结构“年轻”，储蓄率低，经济增速低，杠杆率也低，需要加杠杆。

他说，杠杆率高了不好，压制经济增速的同时显著提高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但杠杆率低了也不好，金融抑制可能与经济发展滞后形成负反馈。

高杠杆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也多次就高杠杆带来的风险警示中国。2015年底，中国政府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着重强调去杠杆。

不过，谢亚轩指出，杠杆率并不是越低越好。金融发展理论认为，以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股市交易量与GDP之比来衡量，在一定范围内，金融密集度的上升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有观点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工业革命的初期逐步确立领导地位，与其金融体系相对发达密不可分。

他说，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人口平均年龄低，杠杆率低的经济体可以考虑适度加杠杆；人口年龄比较适中的经济体，应稳杠杆，同时因储蓄率高可以有更多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更多国际资本输出；人口平均年龄高，储蓄率下降，杠杆率高的经济体应考虑去杠杆。

谢亚轩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国家较之中国来说，更加“年轻”。“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不包括中国）低龄人口（0-14岁）的比重为27%，比中国的17.2%高10个百分点；其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比重为7.6%，比中国的8.3%低0.7个百分点；其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重为65.5%，较中国的74.5%低10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的劳动人口占比高，有稳定的收入，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为48.9%，比“一带一路”国家的21.2%高27.7个百分点。中国的杠杆率，即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为203%，“一带一路”国家仅为72.9%。

谢亚轩说，中国需要稳杠杆，从分子看，应控制M2的增长速度，特别是由于国内负债推高的M2增速；从分母看，应避免GDP过快回落，减少GDP对于投资的依赖度，提升消费特别是进出口对于GDP的贡献度。从国际收支来看，中国稳杠杆，需要一个适度扩大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在国际间融出多余的储蓄。

“一带一路”国家需要适度加杠杆，其人口结构和储蓄率水平导致杠杆率偏低，对经济增速有一定抑制作用，前瞻考虑未来的人口结构演进，应提升杠杆率，深化金融结构，提升消费率和投资率。当期增加投资，才能为将来不断提升的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国际收支角度看，“一带一路”国家整体需要一个适度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从国际上融入资本。

总之，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一个需要稳杠杆，一个需要加杠杆；一个需要经常账户顺差，一个需要经常账户逆差；一个需要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以融出储蓄，一个需要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以融入资本。

“不论从经济和贸易合作看，还是从金融和杠杆率合作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合作都至关重要，可谓相得益彰。”谢亚轩表示。

*本文来源：界面新闻，原标题：《“一带一路”：谁要加杠杆，谁要去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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