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的研究显示，跨境商品、服务、金融、数据与人员的流动可提高GDP、推动生产力增长。而且无论输入国还是输出国均能从中受益。

中国是这一潮流的核心推动者。中国向贸易大国的成功转型，让规模庞大的人口跃升为中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中国崛起的奇迹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国家进入全球市场与价值链，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工作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愈发加剧。数字化与自动化已经导致了就业市场的颠覆以及岗位流失，而全球贸易对此也“颇有贡献”——这也是全球贸易越来越容易遭受政治抨击的原因之一。如今，呼吁保护主义与移民限制的声浪在西方世界越发高涨，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际，这种举动会给全球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会对中国造成切实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已与世界市场的兴衰密不可分。

应对全球化的不良影响并不需要采取逆向措施，目前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框架，既能够保留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又可以进一步推进普惠性增长、解决外部效应。由于中国需要保证未来经济增速和国内稳定，因此在全球化的调整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选择。

互联互通与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全球经济不但促进了增长，也带来了颠覆

商贸与通信的全球流动将世界空前紧密地联通起来。1990年，全球跨境商品、服务与金融流动总值高达5万亿美元，占当时全球GDP的24%。到2007年（也即全球金融危机与大衰退的前夕）这一数字已飙升至3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53%。2015年该数字跌回至34%，这背后反映出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需求急剧下降，导致跨境资本流动骤减、全球供应链缩短（见图1）。不过这也并不是唯一的转变：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流向了新兴经济体，而新兴经济体彼此之间的贸易增速全球最快，这些都是史上前所未见的景象。

全球化呈现数字化趋势

1985-2007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约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这有赖于跨国公司纷纷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新兴经济体增设生产基地，以构建长距离供应链、服务发达市场。而随着新兴经济体迅速实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它们本身也成为了商品与消费品的重要市场，激发了全球需求。在此期间，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也越发紧密，将不同国家的借贷者与储蓄者对接到了一起。

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商品贸易与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均急剧下跌。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贸易量有所回弹，但如今又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主要经济体增长停滞、商品生产地趋近消费地的风潮出现等种种因素而导致增长疲软。而当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相对泡沫时期的峰值已大幅下降。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全球化是一股长期持续的强大潮流。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化进程非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进化出了全新的数字化模式。虽然商品贸易与跨境资本流动仍属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数据与信息的流动业已成为全球化的真正驱力。各公司与其国外运营商、供应商与消费者的在线互动贡献了全球网络流量的一大部分。如今，轻点鼠标即可把电子文档送达地球彼端、视频会议等技术工具使得远程合作成为可能，全世界一半的贸易服务已经数字化。全球12%的商品贸易以国际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企业与个人都可以通过网上店铺从世界任一角落购买商品。

数字化也引发了三种全新的现象。首先，规模庞大的网络平台将全球数百万家企业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同时降低了跨境互动与交易的成本。第二，纯数字化商品与服务可通过虚拟方式即时交易。最后，许多传统产品也开始采用“数字封装”技术（如加入有助于提升物流管理效率的传感器与追踪器），提升了产品的价值。跨境数据流动除了能够传输珍贵的信息流与思想，还可以促进商品、服务、金融以及人员的流动。

实际上，如今任何一种形式的跨境交易都含有数字化成分。我们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发现，数据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已超过传统货物流动。这种进步非同小可，因为全球贸易网络经过了数百年才发展起来，但跨境数据流在仅仅15年前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商品与金融流动势头已见衰颓之际，用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带宽从2005年至今却增长了45倍（见图2），而且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商贸、信息、搜索、视频、通信、公司内交流的数据流量将继续喷涌，带宽还将新增9倍。

全球化在推动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变革和颠覆

全球化的时代正好也是经济大幅增长的时代。自1980年以来，全球GDP年均增长2.9%。过去50年间全球劳动生产率年均提升1.8%，平均寿命从55岁跃升至72岁。这些数据都说明全球范围内的人员、研究与思想交流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涟漪效应。科技和最佳实践的传播以及医疗水平的提升，极大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和人民生活质量。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市场的联结日益紧密，1990-2013年间全球有11亿人口脱离赤贫，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为中国、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全球化也对发达国家消费者大有裨益，因为全球化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全球化同时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过本国制度稳定与否、采取何种工业政策都会影响各国的获益能力。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更是推动了几大基本趋势在全球同步展开：

城市化。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以图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数百万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以寻求更好的机会。在发展中世界有上亿人口正以史上前所未有的流动效率展开国内迁移。跨境人员流动更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大规模的国际社区在全球各大城市中拔地而起。例如，纽约的移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1%，伦敦为37%，慕尼黑为27%。5大中型城市的增长催生了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汇聚了更多劳动力，促进了全球消费市场的高速增长。随着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备，这一趋势将会进一步重塑全球价值链。据我们的估测，大城市如今已贡献了75%的全球GDP，预计到2015-2030年间将为全球GDP增长贡献86%。但在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有所衰减，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趋势与新移民发挥的作用都将发生变化。

数字化。中国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也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手机成本大幅下降使得手机迅速普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智能手机用户在2012年仅占总人口7%，2015年已迅速升至25%，预计2020年将达45%。7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32亿人口（占全球人口43.4%）可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工作机会。8约9亿人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国际联系，约3.6亿人参与了跨境电商。世界各大电子商务平台正是挖掘了这一庞大用户群的潜力，在全球维度下开辟了市场和用户群体。

人口结构。1980-2010年间，全球约12亿人达到了工作年龄，成为新增劳动力人口。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供应链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这些国家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劳动力来源——跨国公司不仅将贸易活动移至海外，还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以满足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促使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脱离劳动密集型行业，专攻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而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已经因为供应链的外迁而有所削弱。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全球人口流动成为各个老龄化国家补充劳动力、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吸引流动人口最多的那些经济体都需要依赖跨境移民填补岗位缺口，2000-2014年间，移民人口为这些国家贡献了40-80%的劳动力增长。大洋洲有28%的劳动力是外籍劳工，北美为18%，西欧为14%。

不过，虽然全球化带来了净经济收益，但也放大了不利于各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外部效应。

气候变化。城市飞速发展让城市基础设施接近承载极限，造成了多重环境压力。虽然不能将气候变化直接归咎于全球化，但与全球化交织的工业化和消费增长确实是导致森林退化、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原因。曾经的隐患已成现实，亟需全球一致采取行动、共同应对。

波动性。联结更加紧密的世界也更易受到震荡，金融危机已表明世界一角所受到的冲击会迅速引发整个全球体系的震荡。漫长复杂的供应链更易中断、数字网络极易受到全球黑客的攻击。人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与全世界全天候沟通，引发了社会交往与人际交往方式的蜕变。人口跨境流动本是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自然趋势，但在担心就业竞争或反感多元文化的心态下也会遭到抵制。

不平等。最后，全球化也加剧了不平等，这个问题下文将会详述。很多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导致社会政治局势日益紧张。

以上种种因素（尤其是不平等的加剧）使许多人对全球化不再抱有希望。

中国既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也是主要受益者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为数百万人铺就了脱贫之路。中国的崛起是目前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功故事。仅仅四十多年前中国还在实行封闭型经济，而如今却成为与世界各国交流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完成了非比寻常的飞跃。本世纪头十年中期，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急速增长，推动GDP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2000年中国出口总额仅为2570亿美元，到2016年已猛增至2.4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12%），跃居全球最大出口国；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进口国，2016年进口货物总额近2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10%）。

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23万家增长至2015年的48.1万家，增长超过一倍，而且这些企业大约贡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50%、总产量的30%以及全国就业的10%。此外，2000年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超过三倍，对本土企业产生了生产率溢出效应。而2016年中国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越外商直接投资，让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目前对外投资已经超过日本，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如今，中国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连通性指数中排名第七，这个排序是综合研究了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及流出情况而得出的（图3）。结合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来考虑，中国的连通性其实非常好。此项研究同样观察了中国哪些单个城市与省份的流通性足以与其它国家同台竞技。研究发现，繁荣的沿海省份广东在商品流动方面排名全球第六，位居美国之上。而上海与北京则在商品流动性方面超越了日本与意大利。

中国目前已经转型成为全球贸易强国，其GDP总量自1980年以来也增长了25倍之多。如今中国已有超过6亿人成功脱贫，中产阶层与富裕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至少为2.1万美元的家庭）达1.16亿户，而在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200万户。2010-2015年中国个人消费增长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增长的四分之一。过去，中国只是跨国公司从事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如今中国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变成了全球最诱人的消费者市场之一，备受本土与全球企业青睐。

如今，中国企业在全球企业中的比例进一步扩大，这加剧了很多行业的全球竞争。尽管这种态势可以提高配置效率，但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企业也夺取了现有企业的市场份额，造成客户流失与利润压力。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组成反映出了这番商界局势的轮转：上榜中国企业从2010年的43家增加到了2016年的103家，总数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全球十亿美元规模的企业中约有900家来自大中华区。

如今，不少中国企业在本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始通过并购向世界各地拓展业务。最开始运用这一策略的是资源行业。2006-2010年，能源与材料行业的相关交易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62%。而随着科技、房地产与娱乐行业的交易不断增多，2011-2015年能源与材料相关交易比例跌至46%。同时，中国企业并购交易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展。2011-2015年有四分之一的境外并购交易对象位于北美，而且据估计，2015-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总额已经翻了三倍。16从近几年占据头条的交易中可见一斑：中国化工斥资430亿美元收购瑞士种子公司先正达；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双汇国际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及加工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

中国不断增长的境外投资规模也为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一些中国企业通过修建水电站与铁路等交钥匙式基建项目在非洲当地实现了扩张。2013年当年，涌入非洲基建领域的海外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就占了近一半。而中国对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攀上经济发展阶梯的机会。

中国经历了由投资驱动的长期高速增长之后，正面临着如何步入持续发展轨道的难题。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中国经济都将继续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将继续扩大。即使中国转向更注重国内消费的经济模式，其全球关系仍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尽管中国在商品与金融流动方面排名较高，但数据流总量以及长期移民数量仍然较为有限。鉴于全球商品贸易格局普遍趋于扁平、数字全球化日新月异，中国需要考虑如何从数据流、信息流以及服务与人员的流动中取得效益。中国成功地利用贸易这块跳板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让数百万人步入了中产阶级。

通过深度参与服务、人员与数据的全球流动，中国也许可以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它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与全球化能否成功息息相关。事实上，中国当然不能“去全球化”。率先解决部分外部性问题，并投资全球公共产品以应对其他国家将重心转至国内的风险，才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做法。

发达国家反对声浪高涨，全球化迎来关键转折

尽管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间一直保持正增长，但各国步伐并不一致：发达经济体持续缓慢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则保持快速增长。结果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缩小，但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这些变化令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会带来不良后果，发达国家民众的意见尤为强烈。

2005-2014年，25个发达经济体中有65%-70%的家庭处于收入停滞或下滑的状态。在1988-2008年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些发达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是相对最少的。虽然他们仍然比发展中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享有更多福祉，但当他们目睹了本国最富裕的少数人获得了巨额收益时，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下降了。美国的高收入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赚得盆丰钵满，人数占到了全球1%最富有群体的一半。

全球化并非加剧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原因。向数字化经济的过渡也是其中一个驱动因素，因为数字化经济不仅使高技能人才的收入畸高，还减损了日常工作的价值。而且发达经济体迄今没有设计出一套再培训和技能发展的完善机制，以帮助本国整体劳动力适应这一转变。进口竞争也难辞其咎。将本地行业暴露于国际竞争之中固然能提升效率、推动创新，但也会损害到劳动者以及国内现有企业。而且2000年以后，由于跨国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频频进行劳动力套利，发展中经济体得以加速融入全球市场。一项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已让美国失去了诸多制造业岗位。而这种损失往往都集中在遭受严重冲击的当地社区，影响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十年。

在增长乏力的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往往容易以各种借口否认技术变革的影响，转而指责各种形式的全球化是导致大多数人落后的祸因。同时，排外情绪与种族歧视也水涨船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实际收入没有增长、甚至有所降低的欧洲中低收入群体普遍对未来表示悲观，而且更容易对外来移民持负面看法。许多观察者认为人们对全球贸易与移民的不满情绪与愈演愈烈的政治极端主义息息相关。在发达经济体中，政界双方的民粹主义运动联手反对全球贸易。左翼人士认为全球化规则更有利于富人，而多数右翼人士则声称正是贸易协定与移民才导致了岗位流失与工资下降。

中国显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今后不会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中国建立了一个容纳了无数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包罗万有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这在众多低工资国家中独树一帜。随着这个生态系统逐渐展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不到7%上升至2014年的近26%。这一转变将继续重绘世界制造业格局——而且随着中国攀向全球价值链上方并进入创新行业，国内工资水平将不断提高，中国也会面临自身的劳动力调整，这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问题异曲同工。另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压力与环境压力，例如城市盲目扩张，但基础设施与住房供给不足；以及环保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无法保护清洁空气、水资源与公共空间等种种问题。

世界各国都在反思自己在全球贸易、跨境金融以及国际数据流中的参与方式，以及对跨境移民的接纳程度。而在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全球化发生逆转的危险也日益加剧。这种情况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风险。而气候变化、社会压力以及不断加剧的波动性给中国及其邻国造成的威胁与日俱增。脱离了国际支持，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力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

尽管启用保护主义措施可以拯救就业并在短期内提升政绩，但也会产生意外后果或招致报复。28尽管美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仍在发酵，但据一项研究估计，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间，国际贸易为美国贡献了总生产力增长的四分之一，并为中产阶级消费者提供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购买力。导致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分配问题，而贸易战并不能实际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将切断极为必要的全球增长来源，带来难以预料的不良影响。在移民方面，2015年移民群体为全球GDP贡献了约6.7万亿美元，北美与西欧是最大的受益者。30关闭边境的经济体将失去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增长、创新以及活力。

世界各国需要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框架，在维持全球化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普惠性增长

如果世界各国大部分民众将全球化视为一个由精英阶层发起、为精英阶层服务的项目，那么维持全球化的进程将越发艰难。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到全球化并未惠及每一个人，他们需要作出切实努力，让全球化更具普惠性。虽然国内政策是解决收入不均以及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工具，但国际社会同样需要开展大量工作，世界各国都应在教育培训、数字化及基础设施等全球公共产品的领域加大投资，并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威胁。否则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在内）就只能独自面对这些挑战，无法享受全球合作带来的规模效益。

有助于普惠性增长与全球化调整的四大战略

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可能将目前的社会与经济鸿沟进一步拉大，并让各国的发展重点逐步转向国内。颠覆无可避免，而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领导人需掌握先机。

提供教育与支持，帮助劳动力队伍适应劳动市场的调整

各国需要为受到外来竞争沉重打击的某些本土行业的劳动者与社区提供更多帮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甚至应该摆在全球议程的首位。如今人类社会的很多有偿工作在未来将由更智能化的机器接手，近几十年来的岗位流失可能只是一个序幕。我们最近分析了全球800种职业中的逾2000项工作内容。理论上，目前展示的技术已经能够自动化处理人类社会50%的工作内容，这将涉及全球近12亿个工作岗位（仅中国就占了其中的4亿）。虽然很多工作岗位并不会完全消失，但绝大多数职业日常工作的性质将发生改变。

这个进程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各个国家或职业的自动化普及速度各不相同。这段时间差为各国采取行动留下了充裕的时间——但眼下绝对不容自满。全球各国纷纷步入老龄化之际，亟需普及自动化技术以提高生产力、保持经济增长。但是这一变革规模庞大，各国需要进行审慎管理。很多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劳动者需要接受再培训，这需要政府部门与私企雇主共同合作，确保培训的技能可以响应市场需求。

长期来看，教育体系应当让下一代懂得以新技术辅助工作，并确保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心态。学校要更注重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等方面的教育，即使在基础教育阶段与职业技术课程中也必须涉及一定的数据素养教育。如今，青年失业是全球面临的突出问题，全球已有近3亿“三无青年”——不在校、未就业、未参加培训。这说明教育系统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严重断层。为了防止贫富差距在未来持续存在，各国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拓展数字化经济覆盖面，提高参与度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截至2015年底，全球仍有半数以上人口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即使是高收入国家也没有实现全民上网，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为尖锐。

让全球更多人口获得互联网服务有助于经济增长。我们发现，任何一种全球流动都能提高生产力，而数字化流动还具有推动劳动力增长和资本投入的独特能力。也就是说，数据流动和数字化促进了（而不是减少了）各国国内的净就业增长。此外，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广泛接触全球数据流动而获取丰厚回报。我们也发现，处于全球网络边缘地带的国家比核心国家更具有提振GDP的潜力。对于网络连通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新型数字化平台的到来将引起一场重大变革。数据流动对各国GDP的贡献当中均有15-30%来自消费者，其余则来自价值链内部的B2B业务。

引导更多小型企业参与数字化经济是提高全球化普惠性的关键。阿里巴巴、亚马逊、eBay等电商平台让全球数百万家中小企业（SME）得以直接接触全球客户，并为它们提供了物流支持、支付基础设施与详细指导；同样，社交媒体平台也为小型企业提供了全球营销的机会；而数字金融平台则拓展了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这些成就固然激动人心，但只有落实了合适的多边协定，才能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潜力。制定数字贸易协定并建立合适的意识、技能以及基础设施以帮助小型企业转型成为出口企业，这些举措可令全球化的惠及范围超越大型企业之外。

数字经济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世界各国需要夯实基础，确保数字化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各国也需要打造完善、全面、开放的数据生态系统，以确保高级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充分改善生产力。数据的全球流动可以产生实际经济价值，因此关键在于确保世界各国不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心态看待网络空间。

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球流动和需求

如今，全世界对交通、电力、供水以及电信系统的投资约为每年2.5万亿美元。而根据我们的估计，2016-2030年全球支持预期增长的年均投资额将达到3.3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GDP的3.8%，其中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额约占60%。面对全球不断扩大的需求，持续投资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居民得不到基本服务。

道路、港口、机场、铁路与电信网络是商贸沟通与人员流动的渠道，对这些系统的现代化升级与维护进行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基础设施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基——让人人都能享有洁净水、卫生设施以及价格合理、安全可靠而且可持续的能源。要满足现有需求，我们面临的资金缺口是原来的三倍。据我们的估计，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经济回报率一般为20%左右。换句话说，从长远来看，每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美元，就能让GDP产出提高0.2美元。这种经济效益主要通过提升各国生产力而实现，即减少人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和宽带连接。基础设施投资除了带来生产力提升的长期回报，还具备短期裨益——能够立即创造就业机会。据估计，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能直接或间接为印度、美国、巴西及印度尼西亚分别提供340万、150万、130万和70万个就业岗位。

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的困境削弱了世界各国的生产力，导致需求疲软加剧，让发达经济体难以快速刺激经济增长。当国家和地区政府不得不决定加大投资力度之时，其实完全可以从国际融资方面开拓思路、寻找创新融资方案。2016年的一项估测显示，机构投资者与银行管理着120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有一部分资产可投入到项目融资当中。为了吸引机构投资者参与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国际社会需要制定和落实健全的跨境投资原则，此外还应建立最佳实践的共享机制，以分享项目工程、项目融资、项目管理、施工技术、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及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出色经验。

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原则

在这个全球化饱受质疑的时代，获得公众的支持十分关键。仅靠空洞的口号不足以重获信任，公众需要看到切实的改革与普惠发展的实施。因此首先应当建立合适的全球化框架，将现有多边机构的资源投入到解决气候变化等最关键的外部性问题之中。

虽然全球经济联动日益紧密，但各类标准、管理制度、报告要求以及法律体系仍较为分散。某些全球性机构往往利用这些差异造成的漏洞进行套利或规避责任。因此，将劳动标准和道德采购要求纳入贸易协定，既能遏止部分不当行为，又能消除多数怀疑论者持有的全球化贸易是一场“逐底竞争”的印象。良性竞争是最能推动生产力提升与创新的手段之一。各国可以通过降低市场门槛来创造一个有助于激发活力的公平环境，而非盲目保护地方产业、逃避外来竞争。

虽然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但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还存在很多监管真空，迫切需要针对高速发展的跨境数据流建立治理框架。为了确保中小企业与消费者不再处于劣势地位，建立国际标准与多边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具体应包括：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标准与针对网络欺诈的消费者保护标准、跨境执行机制、网络安全多边应对措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各国还需解决进口关税、各地上网条件不一、地域屏蔽等发展电子商务的障碍。数据保护主义会降低跨境资本流动的潜在价值。

政策制定者要能够提前预见并坦率地承认全球化的种种弊端并积极解决，而非极力回避这些问题。在斟酌贸易协定时，最好直面岗位流失的可能性，并仔细研究再培训与再投资的需求以减轻损失，而非一味地掩盖负面后果。

同样，政策制定者应寻求能为民众生活带来切实利益的举措。这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项目或建立生产基地，也包括向高收入国家的弱势社区引入创新型投资。而推动知识传播也不失为一个好举措，许多人认为这正是全球化促进增长的主要机制。在诸多研究领域，当各国最优秀、最聪明的科研精英能够不分国界联手合作，共享数据并交流想法，那么各种突破必将接踵而至。学生交流项目或国际医学研究计划等都是值得大力推行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让本地创新成果造福全球更多民众。这一点在医学成果推广上尤为关键，不过在数字金融等领域也同样适用。全球约有20亿人口以及数百万小型企业无法获得金融服务。事实证明，在肯尼亚等国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提供支付与金融服务是改善民生、促进增长的有力手段。鉴于很多国家的银行体系发展仍不充分，在当地推广金融技术将对于弱势群体具有非凡意义。

中国可引导全球化浪潮走向积极普惠发展

中国已展现了在国际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意愿，如今全世界都将密切关注中国的后续行动。对中国而言，担负起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可以助其以最安全有效的方式过渡至现代化经济，也有利于解决气候变化、动荡不安和贫富差距这些世界性的难题。

当下，全球各发达经济体纷纷将重心转回国内。因此，全球化能否成功调整，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大力支持新方法以及进一步开放思想。上文所述的四大战略可将全球化推向一个更为健康的新阶段。在这四大战略中，我们认为中国有能力而且理应大胆发声并作出独特贡献（图4）。

为下一代的劳动者提供教育或培训

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全球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大力提升其庞大劳动力队伍的技能水平。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转向生产力驱动及创新驱动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可能需要对数亿劳动人口进行重新部署。中国需要调动全部工业经济资源应对这一挑战，具体措施可包括大幅拓展职业培训项目以及与私营企业密切合作。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已在公共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目前大学毕业生人数在全球首屈一指，但各地的教育水平差距较大，主要原因是高质量教育资源在中国各地分布很不均衡。中国各地区的教育成果差距很大，而且城乡教育差距依然存在。据我们的估算，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约4000万中高级技术型劳动者，但这个数字远远不够——中国必须填补这一人才鸿沟，企业才能提高生产力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进而巩固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

过去中国主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如今则需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教育投资的力度，其GDP占比已从2000年的2.6%升至2014年的4.2%，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属落后——法国、英国、美国政府的教育投资占GDP比重高达5-6%。在如今这个数字化程度和知识密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有助于中国各地的学生顺利迎接更多挑战和机遇。

除了加大整体教育支出之外，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更为均等地向各个地区和各收入群体分配教育资金。当然，追求平等并不代表要以一刀切的模式开展教育和培训。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各类实验探索和试点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例如引入科技教学平台、鼓励私营企业在教育领域大显身手。如果中国能打造一套成功的教育模式（尤其是数字技术和远程教育），将对其他经历类似转型的国家提供宝贵的参考。

中国也可以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体系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政府打造创新型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体量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应努力成为人才高地，培养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中国已经扩大了理工科的培养规模，目前每年可培养出有近3万名理工科博士。全球35%的专利申请都来自于中国。根据“自然指数”的统计，世界上发展最快的100家研究机构有40所位于中国，这说明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突飞猛进。

然而，中国的目标不妨更加宏大一些。尽管中国的贸易流量已经世界第一，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连通性指数表明，中国在人员和数据流动上仍处于全球落后水平。而正是人员与数据的流动才汇聚了世界最顶尖的人才，促进了思想和创新的碰撞。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也面临着建立国际研究合作以及双向派遣留学生等良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全球顶尖人才来华。除了对外派遣留学生之外，中国的大学也可以考虑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中国可观的科研实力足以应对任何挑战，无论是开发平价药物、治疗慢性疾病、应对气候变化，还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等种种难题都能一一解决。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成就必将惠及全世界。

推动全球进一步普及互联网、促成全球数字经济框架的制定

数字鸿沟会加剧国内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世界上仍有半数以上人口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因而与各种知识、资讯和机会失之交臂。实现互联网全球覆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丰富经验，属于全球少数能够完成该目标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最近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技术和经济援助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在这方面的率先努力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推动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进程找到了落脚点。

中国未来的跨境数据流政策也能造福全球。数字信息的交换是全球化进程中发展最快的一环，也是最需要全球框架和全球领导力的领域。中国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国际社会在数据标准、数据共享、网络安全等基本问题上共同合作。而中国就是发挥引导与推动作用的国家。

我们的研究报告强调，跨境数据流是数据、思想、创新、研究和互联的源泉，能够提高生产力和推动增长。所以对全球数据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其中，就能获得实际的经济回报——这一点不仅对中国适用，对整个世界也一样。中国的网络用户超过7亿人，因此就消费者群体的数字技术普及度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商生态系统，交易额占全球40%以上，而且这个市场蕴含着巨大的盈利空间。中国互联网巨头的业务触角已经向各个领域广泛延展，并在此过程中累积了大量数据。然而，就跨境数据的流量而言，中国仅位居全球第36名，这表明中国与世界的信息联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中国拥有海量的潜在数据集，因此分享中国的信息也有助于推动全球增长。

中国也可以帮助全球的中小型企业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中小型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数字化平台是接触全球消费者的跳板，而且对小商户和小厂商而言，中国的电商生态系统能为其提供全球领先的商业舞台。中国应再接再厉，恪守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削减壁垒并增加全球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确保小公司和创业者有机会跨入全球价值链。

在前沿科技方面，中国是机器学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头羊之一。但未来的技术发展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以便更广泛地获取数据、算法、资本和人才。智能机器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威力，因此为了和平使用这一技术，国际社会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管理机构来监管人工智能、建立标准并制定道德守则。对此，中国不仅要作为推动者，更要成为领导者。

提高全球基础设施支出

基础设施投资曾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投资跨境项目，以刺激经济增长与人文发展。中国支持全球基础设施的项目一直在推陈出新，先后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不过其中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当属“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是《巴黎协定》的重要参与者，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的主导和贯彻对于该协议的成功缔结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其他国家可能会动摇。为了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发展中国家需要注重建设有弹性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中国可以继续在国内乃至全球推动绿色科技的普及。

重塑全球治理和双边关系

中国有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世界之间构筑一条独特的沟通桥梁。中国正在深入推动区域和多边协议机制的制定，并与东盟及其他发展中邻国就金融、安全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过去，发达国家往往采取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性融资、灌输市场自由化思想的方法帮助其发展，而结果并不全然理想。中国不妨以较高的公信力另辟蹊径，更好地思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诉求，向世界证明东西方国家可以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具体做法既可包括在现有国际组织中进一步发挥作用，也包括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机构。

中国也有机会调整与他国的关系。目前中国正在加深与非洲的接触，同样，中国也可通过投资、教育与文化交流以及合作研究等方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联系，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也应当展现出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视。中国企业正在不断扩张，但不论是国内抑或国外的经营活动都应在劳资、环境和商业行为上采用国际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曾经受益于在华外企的积极影响，同样，中国企业在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项目也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这样才能在长期合作中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慎思行”（ID：shensixing2014），作者：华强森、Diaan-Yi Lin、成政珉、Anu Madgavkar、Susan Lund，原标题：《重启全球化：中国如何引领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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