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我们正式的提出是在 1995 年，“九五计划”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十五”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后来一直是维持。

高质量发展，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的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集中的提出，说明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做的不够好。

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改革要一项项检查，不能喊口号

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 336 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政府政策需要审查

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

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

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

许多政府部门认为用行政命令那只看得见的手调整，能够见效最快。2004 年经济过热的问题，采取了“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办法来调整结构；

2006 年国务院就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 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务院又把大力发展七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

到了 2013 年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发了 7 次文件，要求对过剩产能产业的治理。

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结构扭曲的问题，看来是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结果是过剩产能越调越多，结构变得越来越扭曲，以至于现在“三去一降一补”居于首位的就是去产能，在经济中间简直是一个致命性的弱点。

“三去一降一补”要实现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两件事，要靠行政命令很难去解决。

比如用过去的办法，如果要去产能，就是由行政机关下指标“钢铁要压缩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吨”，然后把指标分解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地区再层层向下分解。

到了最后就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办法一刀切，把要求去的产能切掉。往往切掉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那个，而且由于每个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扭曲。

首要的问题，是要形成对改革的共识。

以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通过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股权。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认识，比如有些在国资部门工作的朋友就认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管人、管事，直接管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上求得统一，恐怕是国企改革能够迈步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比如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公平竞争审查中“把自我审查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加强社会监督”，但具体的工作部署只提出各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进行自我审查，而没有明确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由谁负责和怎样进行。

比如说民众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由谁来接受投诉，谁来做出处理，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否则审查就容易落空。

第三，加强督察工作，落实主体责任。

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抓紧完善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和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

督查工作还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做到像第 25 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

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我集结之前的专著并以《中国改革三部曲》的形式再版，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