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消费问题，有两种观点表现的特别突出：一是中国消费不足，主要的证据是中国消费率太低，为此，中国需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二是中国消费过度，主要的证据是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为此，中国需要抵制过度的物欲消费。这两种观点看是截然对立，其实质是对一个问题不同视角的回答，即如何看待消费在消费时代的地位与作用，消费时代的消费不同于生产时代的消费，在消费时代人们的消费是得到支持的，而在生产时代人们的消费是受到抑制的。

中国正处在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转型期，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大生产时代必然要求大消费，我国目前需要消费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制定促进消费政策的内在原因。但是，消费又不仅仅是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它还是人的社会行为，它会对自然资源、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我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消费快速增长所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心理准备能力准备，所以，社会和国家对消费主义的到来忧心忡忡。

一、消费不足

尽管从上世纪末，我国逐渐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不足的问题却好像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从2000年至今，投资率持续走高，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5.3%升高至2013年的47.8%，而消费率却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降至2013年的49.8%。从我国2000-2013年投资率、消费率变动情况可以直观地看出这种变化趋势。

图1：我国2000-2013年投资率、消费率变动情况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国民经济中消费比重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还能间接反映出国民消费与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费率高说明社会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最终消费，而消费又推动着国家财富的生产，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达到一定规模后，国家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促使国民消费，而国家也需要国民消费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消费率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反之消费率低，这说明国家的社会生产还处于积累阶段，不得不把更多的财富用于投资，以促使整个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居民消费需求旺盛，可是消费率却在下降。这个数据变动的不同寻常还可以从另个两个方面的数据对比中看出，从我国的纵向数据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终消费率曾经达到66%，2000年的最终消费率还是62.3%，可是2010年的最终消费率却降至48.2%，2013年虽升至49.8%，但也远低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率在时间横断面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在相同的年份，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64.2%）、印度（63.2%）、南非（56.9%）和俄罗斯（51.3%）。

尽管，有学者认为，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0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消费率长期下降然后要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然而，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在快速增长，而它的人民从社会总财富中分得财富的比例却在变少，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占最终消费率的比例也在下降，那么可以推测，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与整个国家财富总量的增长幅度有一定的差距。

党的十八大认识到了这种差距，提出在实现国民生产总值2002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同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要翻一番。这个温暖人心的量化指标，是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生动写照，彰显了党和政府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坚定决心，意义深远。这个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百姓的钱袋子将更鼓，人们的消费能力更强，中国将迎来消费更加繁荣的时期。

学界关于消费不足虽有一些争议，但却在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消费主导是个大趋势这一点上有着相近的认识。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是消费的基本条件，它决定消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归根到底要依消费为转移，要以消费为最终归宿。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最终必需通过消费来支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

投资是不是有效，或者说生产是不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消费来验证。所以，以消费需求主导投资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其次，从我国外贸的形式来看，也亟需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我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偏重于依赖出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我国的外部市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投资需要调整，出口不振，国内消费必然受到重视。其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来说，我国现在也要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全面自由发展一定是在美好生活中逐步实现的。正如习近平在十八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的物质消费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满足人民的精神消费则是美好生活的体现。我国人民对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有着巨大的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揽子计划，可以促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会朝消费拉动的模式前进。”可以期待，中国必定会迎来一个商品更加丰富的时代，一个人民消费更加旺盛的时代。

二、消费过度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扩大内需，学界就开始了对过度消费或者消费主义的忧虑。“消费主义”一词是舶来品，在国内，消费主义指的是一种消费文化、价值观念或者生活方式，它的主要特征：一是对物的无限占有性、浪费性和大众性；二是欲望驱动型消费；三是通过消费实现人生价值目标如幸福、平等、健康、友谊等。关于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状况，有学者认为，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消费主义不具有大众性，只是部分人的消费观念。不过，“有多种迹象表明，消费主义价值观正由高收入阶层向其他社会阶层扩展。尽管大众消费的条件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如社会民众收入的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目标尚未实现，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民众所认同和接纳。”即使是部分人具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并照此生活，那么它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觑。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假如只有10%的人口按照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生活，那也是1亿多人啊！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之和。因此，引导中国人合理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既需要扩大消费，但又不能过度消费。

世纪初的时候，学界基本上还是在呼吁中国不可过度消费。然而，在学界的呼吁中过度消费还是来了。中国人的过度消费不是与美国人相比过度了，而是与中国自身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相比来说过度了，与我们国家驾驭消费主义的能力相比过度了。这种过度已经在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价值观念等方面显现出来。

美国作家韦伯曼（A. J. Weberman）写了一本书《My life in Garbology》，媒体戏称他发明了一个名词：垃圾学（Garbology）。韦伯曼认为“一个人扔掉的东西体现了他的所有”。垃圾是人类消费之后的产物，人类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类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水平的要求越高，垃圾随之也越复杂越繁多。因此，从一个国家生活垃圾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可以推测出这个国家人民的消费量与消费水平。如今我国制造的垃圾占全球的1/3，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幸地是，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危机”。“在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人口正在制造比过去多得多的垃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时间：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垃圾爆炸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那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中国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但在焚烧、堆积和处置垃圾方法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绝大部分垃圾都未经处理。我们还没有思考如何应对垃圾，垃圾却蜂拥而至。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地的郊区就有至少7.000家占地面积不少于50万平方米的垃圾处理厂。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平均年增长速度在4.8%。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我国庞大的垃圾中不仅是日常生活垃圾在增长，我国也正在制造大量的电子垃圾，我国消费者每年要淘汰掉2，800万台电视、洗衣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制造者，每年丢弃的手机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000万部，随着新款、“必买款”手机的不断问世，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一样，都希望能够对自己的手机进行更新换代，其结果就是，在我国超过10.75亿的手机使用者中，有将近一半都会在未来18个月里更换他们的手机。我国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不仅要承载城镇居民对居住、交通、购物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要承载大量的消费废弃物。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居民的大量消费需求仍待满足，可是与我国处理消费废弃物的能力相比，与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现在的消费速度和消费总量有点过了。

联系到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部分人的消费也是一项数量巨大的消费，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汽车消费。201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汽车社会发展报告2012-2013》，报告指出，到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将破亿，10年左右每百户汽车拥有量将达到或接近60辆。私车过亿，是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发达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表现。但同时，道路拥堵、空气污染、能源短缺和土地稀缺又使私车的快速增长饱受诟病。拥堵已成为中国城市每天都能见到的一景，除却拥堵，尾气排放也是人们抨击汽车消费的一个原因，尾气排放与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有重要关系。另外，汽车消费占用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为支撑庞大的汽车消费需要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和新的停车场地。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已经有53个城市的30%的土地被汽车占领，结果人们还是苦于找不到车位。而中国的人口密度是美国的5倍，土地资源十分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如果中国为支撑汽车消费不断增加修建道路或停车场的土地，那么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难以保住。另外，消费汽车也就是消费石油，从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口原油2.8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7.39%。通行观点认为，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就说明该国已进入能源预警期。汽车消费的例子说明，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我们在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我国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消费的威胁。我们国家难以复制当今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必须要寻找适合中国的消费模式，既能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又不能导致资源紧张、物欲膨胀。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期待，“这个世界正在要求中国拯救世界两次，这显然对中国不公平。首先，这个世界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人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量消费来拯救全球经济；随后，世界又要求中国在大量消费的同时避免产生那些会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消极后果，我们想让中国将这个世界从过度消费的恶果中拯救出来。”。

消费过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驾驭消费的能力提高程度，即社会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迎接这些庞大的消费品，导致在丰盛的商品面前人们精神的迷失。2012年6月15至6月19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做了一项关于《衣食无忧后，您是否感到更幸福了？》的调查，结果有90.4%的人幸福感更差。幸福感更差固然有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和公共服务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可是有如此多的人在享受着丰盛商品的同时却不感到幸福，这应该引人深思。我们国家也遇到了富裕的美国曾经遇到的问题，艾伦·杜宁的研究显示，“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可见，当衣食无忧之后，幸福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关系，人的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人的物质需求满足和精神需求满足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代替精神需求的满足。这要求小康社会的中国在提供丰盛商品的同时，还要教给人们一种与消费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能够指导人们如何不被丰盛的商品所蒙蔽，如何不被自身的物欲消费所羁绊，如果不被消费主义文化所控制，而能追求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