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李克强在回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际在线网记者提问时说“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推动现代化，既要建设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向人民通过文化来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用文明和道德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经济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像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都可以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开药方，通过文化发展促进道德经济。”这其中道出了文物——文化——经济的关系，而旅游正好在三者之间搭建桥梁。

一、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可以相得益彰

如何平衡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早已经成为了老话题，也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保护优先”和“利用优先”，双方各执一词。尤其是今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向社会公示后，各方争议更加激烈。从文物身上获利本身并无可厚非，但在观点战争之外，我们更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事实上，保护和利用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作用，可以相得益彰。首先，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无论是现行《文物保护法》还是拟修订的版本，虽立足于保护的目的，但并不排斥对文物的合理利用。

其次，保护为利用提供了资源载体和基础。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文物的利用也只能是幻想和空谈，并且即使取了了一时之利，但随着载体的消失或其背后蕴含的文化的减退，它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也必然不复存在。

再次，利用为长期的文物保护提供了资金支持、社会支持。通过合理科学的利用，除了可以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之外，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含义才能被社会广泛关注和认知，也才能获得社会资金的支持。现在有越来越多富有的、有情怀的企业、个人愿意用各种形式赞助文物保护、收藏、展览等事宜，如果合理合法、顺势而为，自然会促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如2月25日，知名国画家崔如琢已向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亿元，从目前公布的崔如琢善款利用条款来看，故宫管理层对于捐款已经有了明确合理的规划。相信这一行动一定可以为文物保护带来更多的利好消息。

二、选择有眼光的开发主体

虽然基于文物价值的保护和利用的必要性在社会各界早已取得共识，但就在“保护优先”和“利用优先”方面分歧较大。由于不同的文物背后拥有的旅游开发价值不同，可能为所在地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益，因此专家学者对不同文物的态度也不一样。对于开发价值较大，可能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文物，某些专家、政府则愿意屈从于“利用优先”；但对于开发价值较小，经济效益也不乐观的文物，则是“扔之不管”，随意性较大。目前的这两种做法，不管是哪一种都对文物本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其实这一现象并不是利用、开发的错，更多的在与参与开发的主体，政府、企业是否具备真正的资质、眼光和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尤其是对开发主体的选择，可以由原来的单一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在审批开发规划方案时，在考虑到其本身的保护与经济效益之外，还要思考怎样将优秀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代，让文物的生命更好的延续下去。

随着更多的创客融入到旅游的行业大军，如果能够让文物在旅游中充分发挥，可以取得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双赢。通过旅游+文物为文化事业注入新生力量，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经济能量，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文化产品的设计开发，为人民大众输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市场经济构筑道德底线。

三、在文物旅游开发中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

其实，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争论无非就是“花钱“和”挣钱“的争执，很多部门为了业绩，很容易受经济利益诱惑，也就出现了很多以短期经济利益、地方旅游产业政绩、商业开发为目的的旅游开发，导致文物保护目标被牺牲，这显然是不可取的。目前社会上类似这类的基于旅游开发而导致的文物热、文物产业化的例子非常多。但如果因此就畏首畏尾，则会陷入过度保护的极端，这样不仅不利于保护，反而会让文物成为神秘的“古董”，失去其在社会中应有的光泽。

为了实现旅游+文物的更广泛的利益，促进其长期健康发展，在文物旅游开发中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通过更透明的监管，让第三方机构参与进来。

第三方机构可以是社会公益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可以是专家学者，也可以是有情怀的普通大众，通过这种游客问责机制倒逼文物旅游开发，由人民大众选择文物旅游开发的路径，避免由于主观性的过度开发或过度保护造成的破坏。

同时，这种参与不仅是保护层面的参与，也是利用上的参与。在选择开发主体中，在政府的主导下，规划方案也可以适当争取社会意见，使第三方机构在利用与保护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性和话语权。

通过“旅游+“让文物下走神坛，走向大众，只有将其内在的文化得以传承，才能让这些优秀的文化滋润大众的心灵，激活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赢得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