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为此，不久前《财经》杂志邀请世界著名创业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公众关心的创新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彼得·蒂尔是美国硅谷的创业和投资教父，被誉为投资界的思想家。根据他在斯坦福大学讲课内容整理出版的《从0到1》是全球畅销书。今年3月份，这位传奇人物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课程。

钱颖一则是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一直呼吁和推动创新。早在2013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联合该校十几个院系创建了新型教育平台“清华x-空间”（清华x-lab），着力发现和培育创意创新创业人才。

在对谈中，两位敏锐的思想者围绕什么是创新、创新与教育的关系、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问题富有挑战性，不同的观点互相启发，非常精彩。

他们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政府最重要的是为创新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彼得·蒂尔说，“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为什么要重视创新？

《财经》：现在许多人在谈论创新，但是人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各有不同。彼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先后攻读哲学和法律专业，后来成为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对创新问题有独到认识。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彼得·蒂尔：创新是非常难定义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了结果，才知道它是创新的东西。从宏观上说，创新是有能力对文明做出很大改变、而且在将来很多年里能够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东西。同时，在微观上看，一些创新的社会影响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到。

实际上，微观创新和宏观创新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比如说，很多人说Facebook只是一个沟通工具，不是很大的创新。但实际上，Facebook对人类相互沟通带来极大便利，影响非常大。还有Twitter，对人类文明可能不会有一日千里的影响，但是它在商业层面为许多公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般来讲，宏观创新有宏观影响，微观创新有微观影响。我自己关注的是宏观方面的创新。但是，有时候微观创新会有宏观的影响，那就是最好的了。

钱颖一：最早论述创新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日渐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说，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财经》：两位虽然对创新的定义不同，但是都认为创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具体来说，人类进步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

彼得·蒂尔：人类进步可以呈现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水平进步，也称为广泛进步，意思是照搬已经取得的经验，直接从从1跨越到N；

第二种是垂直进步，也称为深入进步，意思是探索新道路，从0到1的进步。

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是把世界从1推向N，复制一个模式比创造一个新模式容易得多。但是，每一次我们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就是从0到1。

从宏观层次看，全球化就是水平进步，它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广到世界各地。中国是全球化的典范，它已经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使得它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几步；垂直进步也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科技。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以使事情更容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

钱颖一：彼得先生在哲学层面是对的。不过我认为，从0到1的进步当然非常重要，同时也不要忽视从1到N。

因为从1到N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简单的模仿，一种是学习中创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之前有eBay、 Amazon，腾讯微信之前有Kakao Talk、Whatsapp，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微信结合中国市场有很多创新。由于中国的N非常之大，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从0到1”。因此，我把它们称为“有创新的从1到N”。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N的力量。在中国N 大于13亿，这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和社会效益与N的平方成正比， 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谁看到了中国的N的力量，谁就不会轻视从1到N的作用。

抓住中国市场巨大的N，并在1的基础上创新，释放N的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创业者们难得的机会。

《财经》：从中国到世界，重视创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人们都如此重视创新？

彼得·蒂尔：这和全球化的趋势有关。从1971年到2007年，全球化趋势非常强烈。全球化趋势在2007年达到了峰值，此后开始减弱。例如，从1971年到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值是GDP增长值的2-3倍。

另外一个现象是，2007年之前，美国所有年轻人都想去纽约做一个银行家。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你去纽约，你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故事。可是，2007年以后，大家都想去硅谷——并不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才导致人们跑到硅谷去——而是人们更想创新。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全球化的，也非常支持国际贸易和国家间人民的自由流动。如果终结全球化的趋势，这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也认为，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将越来越少。因此，人们就有更大的压力进行创新。

钱颖一：中国之所以重视创新，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依靠创新驱动增长，贫穷国家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就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创新与教育

《财经》：创新需要创新型人才。在你们看来，创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些素质可以培养吗，创新与教育是什么关系？

彼得·蒂尔：教育和创新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关系很复杂。首先，创新是需要知识基础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前沿事情，首先需要有全面的教育和一定的知识基础。大多数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是技术创新的人，确实很聪明，而且也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

但是，教育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帮助他们怎么样通过考试，怎么样去背诵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结果，人们变得非常善于记住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而不去进行更加有意思的尝试。

很多人说，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填鸭式教育”，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很多中上层阶级家庭都努力把孩子放到最好的学校里面去，这样孩子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课题。

我高中是在加州的公立学校，很自由，一年有三个月的假期，我就去做那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去探索想要做的一些课题的。

钱颖一：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创造力的体现。创造力包括至少三种创造性：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我称之为创造力“三要素”。

但是，我们惯用的教育模式不是培养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的。所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就必须要改革教育模式。当我们要激励创造性精神时，我们就不应该打击标新立异，而要鼓励勇敢；当我们要鼓励创造性思维时，我们就不应该反对胡思乱想，而要鼓励想象力，鼓励批判性思考；当我们要关注创造性能力时，就不应仅仅灌输知识，不管这些知识有多么前沿、多么基础、多么全面，而要注重能力培养。

《财经》：现在，流水线式的教育体制，是不是很容易扼杀人的想象力、降低创造力？

彼得·蒂尔：教育的影响很复杂的，有利有弊。举一个例子，多读书不一定有助于想象力发展，但是如果完全不看书的话，想象力可能没有根基。如果你需要快速看很多书，而且把它们全部背诵下来，就不会有时间去进行想象了。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钱颖一：正规教育本身，很难避免造成降低创造力的效果。这是因为任何培养学生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的、熟悉的一套教学方法、评估方法、选才方法，只要对提高平均水平有效，就会让“极端”的人或人的“极端”想法变得更加“正常”从而导致“趋同”现象。也就是说，正规教育过程本身有一种自然趋势，在提高“均值”的同时减少“方差”。

这就形成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上的一个“悖论”：尽管教育能够有助于提高创造性，但是这种帮助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平均水平上。这种应用一旦有效，就可能使得真正的、无法预测的创造性减少。这并不是说创造性是天生的，不需要培养；而是说经过教育过程后，原来具有创造性的人也会变得没有创造性了。

我们观察到，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没有读完大学本科，马斯克没有读过硕士博士，他们受到的正规教育都“不完整”。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完整的正规教育，才使得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幸存。

《财经》：彼得·蒂尔先生的观点让我想起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学与思、学与读应该结合起来。对于教育者来说，应该思考如何建立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钱颖一院长多年来一直推动教育变革，在您看来，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是什么？

钱颖一：实话实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但是，它的必要条件是清楚的，那就是自由、宽松和容忍的教育环境。只有自由、宽松和容忍，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创造性思维才得以生根，创造性能力才得以发展。任何急功近利、指望灵丹妙药的快餐方式，都是不利于创造力教育的。

正规人才培养过程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方法多么先进。在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候，我们要跳出这个固定的思维框子，去关注与“培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发现”和“保护”那些不寻常的人，那些看上去“极端”的人和有“极端”想法的人。

比培养更重要的是培育，是创造环境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当他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发现，去欣赏，去保护。我们从事教育，从事培养人才，要谦卑一些，要善于去发现那些不符合已知标准但有创造力的人，要去给我们看不惯的人提供成长空间。

政府能够做什么？

《财经》：事实上，近三百年来中国在创新上的成就非常有限，所以有人怀疑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彼得·蒂尔先生，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创新能力？

彼得·蒂尔：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三个问题：

第一个，创新是不是中国想要的？

第二个，创新对中国是不是必要的？

第三个，创新对中国是不是可能的？

创新当然是中国人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必要呢？现在技术创新的速度非常快，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其他国家所创造的新技术。可是，正如钱颖一教授所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慢下来，未来必须更多依靠创新作为驱动力。

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所以我建议，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财经》：其实，中国一直在努力。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许多地方政府也提出要打造“硅谷”。在你们看来，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城市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硅谷”？

彼得·蒂尔：我认为在中期内，中国还是会“复制”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但我们很少问一个问题，即如何发展发达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技术突破。

北京拥有很多科技公司，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二大的。在过去，有很多创新都集中在硅谷，但是我认为未来十年，创新不会那么集中了。对于创新来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非此不可的。

未来，对于企业来说，从0到1将会更可能，而这种趋势也将更加不分地区，因为现在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减弱了。

钱颖一：美国创新创业集中的地区中，最突出是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

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财经》：为了促进创新，政府能够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彼得·蒂尔：我对中国的体系很不了解。从美国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政府使得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不用走很多程序，不需要写课题申请书，当时运行的情况非常好。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需要更多的程序，有更多的程序来筛选研究课题申请，情况就不那么好了。

科学家和政客，是有很多深层次区别的。一个好的科学家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客。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程序，所以说现在得到研究经费的人，往往是是那些最会写课题申请的科学家，而不是最好的科学家。所以我建议，中国政府在科研项目管理方面，程序不要过于严苛。

另一方面，在商业环境方面，也不要让开公司、创业的人觉得太难。在文化方面，要建立宽松的、容忍失败的环境。如果一个人失败之后承受的社会压力太大，其他人就不想创新了。提供一个好的创新环境非常重要。

钱颖一：从组织形式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组织创新：一种是从上到下，政府作为创新的主要组织者，美国的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都属于这一类组织活动创新比较成功的例子；另一种是自下而上，主要是靠企业家创业带动创新，硅谷是典型例子。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不是主导创新，而是创造适合创新的环境。

由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习惯性思维，我们比较容易关注前一种，比较容易忽视或者不够重视后一种，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目前，中国出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本质上是草根活动。应该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在创新创业上，政府要给市场和民间留出足够空间；

其次，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和创业友好的监管环境，适应新形势，制定新法规；

第三，政府应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政府并不是直接投资和建立科技园这些“硬件”，而是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些“软件”。

总之，为创新者创造一个好环境，对中国的创新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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