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村落旅游开发路在何方：资源与现状》一文中，作者对中国古村落旅游资源现状及古村落旅游开发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梳理。本文主要对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前景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进行阐述。

纵览中国的古村落旅游开发，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乏西递、宏村、江湾村、皇城村、袁家村等旅游开发案例，但在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中，旅游开发的比例很少。如云南有502个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的比例不足10%，开发尚可的古村落不到1%；贵州有426个中国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的比例不超过5%，绝大多数古村落还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状态。

制约古村落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交通闭塞，可达性差，在途时间成本高

“古村落之所以能够在城镇化的浪潮中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交通偏僻而得以幸免。”一位古建筑专家如是说。

交通的闭塞，一方面使很多古村落成功躲过了城镇化浪潮，另一方面也成为古村落旅游开发的直接障碍。偏僻的交通区位、落后的道路设施、薄弱的交通服务，导致游客的在途时间成本高、旅行舒适性差，大多数游客因此“望路生畏”。

2、 保护和修复前期资金投入大，开发经营压力大

绝大多数的古村落，由于村集体资金非常有限、村民个体的财力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资金投入古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古建筑的修缮修复。

古村落的旅游开发，第一步首先就要进行古建筑的修复、村容村貌的整治、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完善，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超出大多数村集体、个人或企业的承受能力。

以旅游开发成功标杆的袁家村和皇城村为例，皇城村的旅游开发依靠村集体企业——以煤炭产业作后盾的皇城相府集团进行大量的先期投入，袁家村的旅游开发同样依靠村集体企业——袁家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前期的大量投入。

如果没有实力雄厚的村集体企业作为后盾，皇城村和袁家村的旅游开发将会是一个未知数。

与此类似的案例包括江苏江阴华西村、江苏张家港永联村、浙江奉化滕头村、浙江东阳花园村等新农村，先期都是通过村集体企业的资金投入来发展旅游。由于旅游开发起点高、旅游产品质量好，满足了旅游市场的需求，旅游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专业人才缺乏，旅游开发层次较低

大部分进行旅游开发的古村落，开发主体通常都是村集体成立的旅游开发公司。由于古村落缺乏专业人才，加上人才引进意识薄弱，人才引进力度有限，导致村集体旅游开发公司的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人才奇缺，造成旅游开发的步伐非常缓慢、旅游开发的水平总体低下，难以适应客源市场不断升级换代的旅游需求。

以笔者曾经多次考察的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镇上郎德村、下郎德村（当地称为“郎德上寨”、“郎德下寨”）为例，在20世纪初刚开发旅游时，郎德苗寨以传统的古苗寨风貌和原汁原味的苗族风情，曾经一度吸引了众多境外旅游团（由国际旅行社组织）前来探秘，郎德也因此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贵州省的五个传递点之一。

但是，随着入境旅游者数量的下降、境外旅游团探秘热的消退，村集体旅游开发公司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没有针对蓬勃发展的国内旅游市场需求进行新产品开发，郎德旅游走向下坡路，至今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4、 复杂的产权关系与相对不规范的营商环境

古村落旅游开发依托于古村落风貌建筑和人文环境，在村落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中，必然涉及到大多数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与村集体公共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由于旅游开发的公共产权界限难以界定，现代旅游经营管理对村民传统生产和生活造成冲击，结果，在旅游开发与经营中，村民与旅游开发公司时常发生矛盾和利益冲突。如何协调与原住民的关系，成为横在许多旅游开发公司前面的老大难问题，也成为前提资金投入中非常大的“交易成本”。

以中坤集团为例，虽然与黟县县政府联合成立了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又全资成立了宏村旅游开发公司，仍在十多年的经营过程中，村民主动带游客“逃票”等争利问题还是经常出现。由于古村落旅游开发涉及复杂的产权关系，加上古村落所在地区的营商环境通常不大规范，吓退了很多有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的外来开发商。

虽然制约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存在。但是，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利好因素和发展机遇也在逐渐显现：

1、国家领导重视和政策扶持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按照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领导是第一生产力”，中央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高度重视，促发了一系列上行下效的行动。

2014年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确定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等327个中国传统村落列入2014年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央将拨付专项资金，鼓励地方各级财政在中央补助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保护。

2015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指出，“2014年国家实施美丽乡村富民工程，七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国挑选出6130个重点扶持村开展乡村旅游扶贫，与扶贫办共同推进旅游扶贫试点工作……未来三年，全力推进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旅游致富工作”。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2、巨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2014年，中国旅游业实现平稳增长，国内旅游人次约36亿人次,比2013年增长10%，人均出游次数约2.6次。从1984年约2亿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36亿人次，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在30年时间增长了17倍。

根据2015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的预测，预计到2020年，中国从初步小康型旅游大国迈向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国，年人均出游次数到5次以上；到2050年，中国将实现从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国到初步富裕型旅游强国的新跨越，年人均出游达10次以上。

伴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提升发展，除了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之外，“商、养、学、闲、情、奇”等旅游新要素、新需求、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

中国传统村落，特别是历史文化名村，由于其保留了传统的人文风貌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体现出中国人的根植所在，再加上其特别适合于自驾一族参与性休闲体验的旅游目的地特性，已经越来越受到城市文化阶层和都市青年旅游者的青睐，必将成为下一步旅游快速发展的新“蓝海”。

3、高知群体的“逃离都市”和“自觉保护”

在高度城市化和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一批有理想、有情怀、有远见的高知群体，选择从城市“逃离”到乡村，主动从“市民”变为“村民”，回归传统的田园环境和乡村生活。

安徽黟县碧山村的诗人夫妇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定居乡村”的同时，发现和挖掘古村落的价值和内涵，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以及资金和渠道带进了乡村，“文化自觉”地开展乡村保护与文化传承行动，成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笔者的一位建筑师好友张弘先生，2011年在苏州黎里古镇收购了一栋废弃的公共建筑，通过创意设计改造植入办公、会所等新功能和新业态，邀请了艺术家、创意企业等入驻院子，建立艺术家工作室和企业办公会所，并定期在院子内举办艺术品作品展，第一个乡村文化旅游创意园——汾湖318文化大院由此诞生，开创了古镇古村保护与开发的新模式。2013年9月，汾湖318文化大院获得“2013世界华人建筑师设计大奖”学术奖金奖。

继汾湖318文化大院后，张弘又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深澳古村等古镇古村开发系列318文化大院。

笔者的另一位好友——曾担任政府官员、投资公司老总的杨建新先生，回到家乡山西，对晋城高平市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良户村进行整体保护与开发运营，以“艺术良户”为主题定位，在保护古村落风貌和古建筑结构的同时，引入和开发多种文化、旅游创新业态，使千年古村落良户又焕发出勃勃生机，被山西经济日报誉为文化转型的典范。

他还计划以良户村为模板，对晋城市及山西其他古村落进行整体保护与旅游开发，开创中国古村落文化旅游连锁品牌。

笔者熟悉的江苏一德集团，是一家不同于“土豪金”的文化型开发企业，几年前介入黟县秀里村开发，在保护秀里村传统建筑和风貌的基础上，开发了秀里影视村、文化精品酒店等新业态……

“物以稀为贵”，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反映在古村落上，同样如此。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乡村旅游需求，另一方面是不断减少的古村落数量，古村落资源正在变得日益稀缺。

分布在中国大地上的古村落，不但是旅游开发重要的后备资源，而且是被市场明显低估的经济资源。通过文化旅游的手段促进古村落的保护，通过经济开发的手段释放古村落的资源价值，构建和培育古村落内在的“造血机制”，可以走出一条古村落保护与开发有机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