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单纯创汇的发展初级阶段，而是可以充分发挥对外对内两大功能：对外引领大国外交战略，成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谋求国际旅游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大格局和大作为，用我国旅游人口红利在国际社会充分展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对内可以提升国民素质，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和全社会的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

但随着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境外消费的增加，出现的国际旅游收支逆差，被有些专家学者称为“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视作发展旅游业的负资产而提出了警告，给出境旅游发展带来了困惑。

这种看法既反映了对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不了解，对旅游业的新常态的不适应，也是对新时期国家所赋予旅游业更新、更高的战略定位认识不深刻。关于我国国际旅游收支逆差问题，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出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首先，为了便于比较，以2013年的旅游统计为例，当年我国出境旅游9818万人，花费1285.8亿美元，而入境旅游收入为 516.64 亿美元，两者相差769.16 亿美元。但事实上，在 9818 万出境游客中，赴港澳的就达到了6554万人，占出境旅游总人数的66.8%。在 769.16 亿美元逆差中，港澳就占到了 400亿美元，占总逆差的52%。

这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香港对内地居民开放自由行的结果，是符合CEPA政策预期的，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可以说，这部分“肥水”并没有流入“外人田”。

据我们的研究测算，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逆差在250亿美元左右；与韩国、美国的逆差不到40亿美元；与澳大利亚的逆差不到25亿美元；与新加坡不到15亿美元；而与日本、英国则是顺差。这就是说，实际的国际旅游收支逆差程度并不严重。

其次，国际旅游收支不等于“旅游服务贸易”。

严格来说，在现行的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等国际性文件、协定和统计手册中并没有“旅游服务贸易”这一概念和统计指标。

根据2010年联合国（UN）、欧共体委员会（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贸易组织（WTO）等6家国际性机构所编制的《2010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MSITS 2010）说明，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服务贸易分为4种模式：跨界供应、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存在。

跨界供应不涉及消费者的跨国流动，因而也不涉及旅游消费，出境旅游主要属于境外消费（但不是全部），而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因涉及人员的跨国流动，由于世贸组织对于人员的界定是以居民和非居民来定义的.

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对于游客的定义口径不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出现部分计入旅游消费中。《2010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的框架是以《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和《国民账户体系（2008）》（2008SNA）为基础建立的，从某一经济体常住者与非常住者之间的常规国际收支角度着手，深入阐述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测度问题。

国际服务贸易的这种分类主要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方来划分的，其目的也主要有利于国际间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旅游附属账户(也被译为旅游卫星账户)主要是考察旅游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联系。但这两套统计系统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在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国际间的客运和超过合理范围的购物开支都不列入旅游消费之列。这意味着，“国际倒爷”的购物花费（无论是俄罗斯游客在北京雅宝路或秀水街批货，还是中国游客在国外奥特莱斯和专卖店扫货）都是不能算作服务贸易。

总之，旅游业和旅游部门与外贸部门对于出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消费的定义和分类，以及所采用的术语体系和语境都不尽相同，统计的范围和内容也不完全一样。在现行的世界贸易统计体系框架中，并没有“旅游服务贸易”这一概念和统计指标，出境旅游花费的统计主要置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模式二（境外消费）项下，但两者的统计口径和内容又不完全一致。

我国的出境旅游者中不少游客代购、扫货、血拼（shopping的中文音译戏称）成为旅途中的必选，甚至是首选项目。

去巴黎旅游往往是“30分钟卢浮宫，3个小时老佛爷”，不去奥塞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先贤祠等，而是去巴黎春天、香榭丽舍大街的奢侈品专卖店，也没有在米其林三星餐厅用过餐，在花神咖啡馆喝过咖啡，而是在下榻的饭店泡方便面。

但在购物上，却出手阔绰。中国游客购买的商品类型全、数量多。从奢侈品牌的服装鞋帽、金银珠宝、手表首饰、药妆用品到电器电子产品、婴儿奶粉等不一而足。

中国大妈在海外抢购黄金饰品，一度影响到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走势。严格来说，这是不符合《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定义的旅行支出。也就是说，这部分花费其实不属于服务贸易，而应视作是一种特殊的小额货物贸易。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国内富裕阶层的人数增加，消费升级，消费观念更新，追逐国际时尚。

在国内商店销售的同类进口产品由于受关税及物流成本的影响，不仅价格严重偏高，而且“山寨”和假冒产品泛滥。再加上国内假日制度的改革，旅游目的地国家签证制度的放宽和手续便利化，尤其是人民币的持续坚挺，2013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连续 41 次创新高，升值幅度是上一年的3倍，所有这些因素都刺激了出境旅游购物潮的高涨。

海外购物的巨大需求已经引发了市场竞争的倒逼机制。目前，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所建的三亚大型免税店、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区都已经实现了进口名牌商品销售服务的国际化和本地化，随着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可以预料，出境旅游购物会随之下降，国际旅游收支趋向平衡。

再次，从宏观经济上看，我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1.5%，全球各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20.0%左右，中国当前的表现“明显低于”这一标准。

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上看，旅游造成的逆差只占货物贸易顺差的29.6%，并不会造成有些学者所担心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何况旅游造成的逆差有相当大的部分还是货物贸易，不是服务贸易。

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上的、动态的整体平衡，不是片面追求所有行业和领域都要自身达到收支平衡，这既不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也有违国际贸易实践。

我国国际旅游收支从纯粹创汇、顺差到逆差是一个人口大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结果，是由单向对外开放（入境旅游）向双向开放（入出境旅游）、由重点开放（港澳台新马泰）向全面开放（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必然选择。

这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之义，也是一条让改革成果惠及普通民众的必由之路。因为旅游是人的自由流动，出国（境）旅游需求是很难替代的。基于资源禀赋、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等要素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不适用于国际旅游业的。

出境旅游作为一种“异域风景”进口是较难实现“进口替代”的，即使像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人造景观可以引入国内，但从服务贸易角度看，仍然是属于进口服务，无非是将模式二（境外消费）转为模式一（跨界供应）。

旅游是一种基本人权，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尽管目前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已居全球第一，但由于我们人口基数大，出境旅游的出游率仍非常之低。2013年我国的出境旅游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7.3%，如果不计去港澳地区的话，出游率只有2.4%。这一比例低于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这也说明我国出境旅游发展潜力仍然巨大，出现国际旅游收支一定程度的逆差，将是未来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常态。

最后，金融管理部门似乎对旅游逆差这一现象熟视无睹，不仅不对出境携带外汇从严管制，反而将免申报额度由2000美元放宽到5000美元。四大商业银行还可以在出境前临时增加游客信用卡的授信额度，也无需携带大量现金和行前换汇。

并在全球加快银联卡支付结算网布点。目前已有110个国家可以使用中国银联卡消费，在澳大利亚设立的首个人民币离岸中心也正在积极筹划中。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金融管理层并不担心旅游逆差的问题，反而采取藏汇于民、用汇于民、放松管制的做法，反映了对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相比之下，一些旅游学者对此杞人忧天，作茧自缚，视野过窄，格局太小。至于由此提议征收出境税更是与减少逆差南辕北辙，靠征收人头费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造成逆差的原因不是由于出境人数太多造成的旅游消费过大，而是由大量购物造成的。所以即使征税，也应该征收超额商品的关税，而不是出境税。

我们认为，更为积极的做法是，完善海南国际旅游岛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商业服务，加快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缩小与国际市场在商品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减少出境旅游不合理的购物开支，增加精神享受和文化产品的消费，使出境旅游真正成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展示大国国民风范的大众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