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通常没时间研究创业本身的是是非非。一个多月前，我应邀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演讲，主办方《中欧商业评论》给的题目是“对全民创业热的观察与思考”，当时还愣了一下：大众创业刚开始就要反思了？

为准备演讲，我开始搜资料，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确实看到不少对大众创业的商榷意见。比如说“运动式创新”，“新大跃进”，“政府解决不了就业，就让大学生创业”，“拿纳税人的钱做创投基金，打了水漂谁负责”，还有“助长浮躁”等说法，不一而足，甚至有经济学家也在质疑。

南方一本以观念新鲜著称的杂志，9月份的封面报道叫《创业是个什么鬼？》，其主旨是——在全民“砸锅卖铁”创业的狂热与迷失之中，我们需要来一桶冰。文章写到：

“创业正成为一场全民运动，每个人耳边都会传来同学李雷和韩梅梅、同事马加薪、隔壁老王一夜暴富的创业传奇。”

“人人都想成为中国合伙人，你要是穿得不像一条技术狗，手上没几本商业计划书，不背一台苹果电脑坐在咖啡馆里，不摁两下PPT，言必称痛点、O2O、融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现在就连上个厕所都要‘互联网+’了，浮躁、炒作、过度包装、欺骗、伪概念，弥漫在创业圈，90%的大学生创业失败，许多人不到一年就死在创业路上——被情怀作死、被团队分歧内耗死、被投资人虐死、被一根筋的思维蠢死、被巨头欺负死、被市场鄙视死、被键盘侠骂死……”

我也是个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对这些质疑，一开始我觉得没必要回应，因为指责大众创业的人本身基本不是创业者，不是敢担风险者，更多属于“风险中性者”或“风险厌恶者”。但作为一个老媒体人和新媒体创业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坦率说出自己的看法，也是和那些大众创业的质疑者们再商榷。

“你知道为什么苏联可以让加加林走进天空，却不能让人民吃上可口的面包吗？”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选修经济课时，老师提出的问题。

老师的答案是：让加加林成为走进太空的第一个地球人，可以依靠国家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方法解决，苏联的体制有能力聚集起优秀科学家集中攻关。而面包问题是需要分散决策来解决的，每个地方人的口味都不一样，高加索、莫斯科、西伯利亚，老人、孕妇、儿童，口味千差万别，只能就近了解，靠无数分散的供应商去逐一满足，不可能由国家研制出某个超级配方统一解决。

前苏联的解体有诸多原因，但不能解决面包问题，可能是最根本的。

一个国家要发展，在某些领域可以采取集中化的计划体制；在经济发展初期，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鼓励“拿来主义”，走借鉴、模仿、引进之路。国家的集中决策和产业引导有一定合理性，但历史也证明，在具体产业选择、项目选择上，政府并不比某个市场中的企业更聪明。谁都无法提前知晓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在千万个买家和卖家的交易互动中摸索和把握，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永在变化之中。

市场经济之所以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人的需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个性化。就像彭麻麻在国际舞台上每一次优美亮相，一个小时后淘宝上就会出现同款服装，几十、一百件小批量试水，这需要多么灵敏的反应速度！怎么可能由某个层层都要汇报批示的“官僚体系”安排好呢？

经济越往前走，模仿空间越小，越需要自己创新。而创业、创新往往都是在一次次尝试中包括对错误的调整中实现的，有时甚至是误打误撞找到了一条路，这扇门被关掉别的地方又开了一扇窗。因为是分散决策，有输有赢有起有落很正常，每个“经济人”也会及时改变。谁也不会傻到明明碰到南墙，头还硬往上撞。失败和调整不是什么浪费，而是必须支付的创业创新成本。不走市场配置资源的道路，指望政府有个超级大脑洞悉一切，不仅不可能，也是给政府过高期望和过大压力。历史上由于政府的某些不合理产业政策，明知南墙也要撞、撞得头破血流的例子还少吗？政府应有的职能不在这里。

去年全国“两会”，李克强参加团组讨论时，曾这样回忆“知青”岁月。

“当年我在安徽凤阳插队，当过生产队的‘头儿’，也当过大队支部书记。当时我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

“但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结果呢，承包制一推开，生产队基本不管了，农民自己种田，想种什么、该种什么，自己来谋划，温饱问题几年内就解决了！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因为它调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也释放了社会的创造力。”

1972年冬，卢湾区，上海市体育馆，欢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现场

年轻时的记忆对李克强的影响非常深远。《求是》杂志刊登他的文章中，也讲到这段故事。

我不知道十年、二十年后的历史老人在叙述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史时，会不会得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创业潮，它在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而且持续了五六十年。

有人说，国家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才让大学生去创业。解决“就业难”，各方都要努力，但今天难道还要国家分配工作吗？要知道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在农村，是“饥饿驱动”——吃不饱肚子，农民自己解决，就有了承包制；在城市，是“失业驱动”——回城知青那么多，没有就业岗位，只能从开饭店发廊、倒腾手表服装、做家具搞维修的小生意起步。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国创业史。

创业不易，要是能投胎在锦衣玉食之家，一切欲望呼之即可满足，估计没多少人要创业。但是，天下最多是平民，而平民百姓要改变命运，要让自己生存得更好一些、更富裕一些、更自由一些，创业无疑是通途。这种朴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再苦再累，一代代的创业者还是跳进去了。这一跳，中国和市场经济的恋爱就开始了，而且永不分离。

大众创业，就是把每个人改变命运的自由选择权交给自己。它是一个新提法，但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贯穿于整个过去30多年的经济主旋律。

如果说，改革开放始于放开、下放这“双放”，那么今天的“双创”，可以说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双放”的继承与再发展。中国要创出新红利，靠创业；要超越“模仿的陷阱”，靠创新。“双创”既是经济活力之源，也是转型升级之道。

上世纪的美国，曾有过“咆哮的二十年代”。从“一战”后苏醒过来的人们认为，现代科学能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有无限潜力，火车、汽车、电话、无线电，新式消费品，基础设施扩建，股票投资，人口激增与城市化，这一切使人们坚信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即将到来。

时空切换。100年后中国的双创大潮，以庞大的市场为基础，以互联网为抓手，以新兴消费和新生活方式为依托，势如江河浩荡。这个过程中，政府只是推手不是主体，主体是每一个普通的创业者。2014年，中国一年就新增1293万户市场主体（含私企和个体工商户），今年新注册企业基本上每天1万户。虽然新主体们也要摸索，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但假以时日，他们必将成为托升中国经济的新支柱。

创业的本质，是发现那些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机会，并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创业者会“生成”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越多人创业，新生成的知识越多，并逐渐形成连锁反应和网络效应。创业机会不会随着创业者的利用而枯竭，相反，每个机会都会碰撞和创造出另外的机会。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的引擎不是投资与消费，而是有助于将创业者、企业家的机会进行“资本化”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创业创新精神，而非任何种类的资本，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驱动力。

双创也在倒逼改革。历史上，凡是产权制度薄弱和法治缺失的地方，创业者都会倾向于向管制者寻租，从事“非生产性活动”，或者转向地下经济，甚至自我阉割，让创业精神窒息。可以断言，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创业潮能推动她的伟大复兴，那也一定需要一场宏大而深刻的制度变革作为支撑。管多就会管死，放开才能搞活，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中国才能抒写出波澜壮阔充满活力的新篇章。

中国已经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看，今天中国的思路不是不断做大资产负债表，从而继续被传统发展模式锁定；而是做大做强人力资本，通过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创造鲜活的、有效的新供给，适应新需求，引领新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源将更多向新兴力量配置、向创造者配置、向未来配置。只要资源配置处于不断优化之中，就一定能走出除旧布新的时间隧道，迎来新的海阔天空。

从双创经济学，还可以导出双创社会学、双创教育学、双创政治学……无论哪个方向，无论哪些领域，都需要以双创精神寻求突破，摆脱既有窠臼的束缚，创造前所未有的增量。唯此，明天才能更好，我们才能更好。

双创，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精神基因。

本届政府面对着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面对着历史积存的包袱和既得利益的惯性，虽有万千勇气，现实中的施政之路也难免有诸多无奈（impotence）。现在谈论政府得失为时过早，但我认为，仅凭提出和大力推动“双创经济”这一条，就将载入史册，长久流芳。

我是一个创业者，我的创业感受或许浅薄，但我相信无数创业者都会深深铭记这个双创时代。中国经济不只是大船经济，也是千帆经济，不只是大树经济，也是万木经济。万类霜天竞自由，创新型国家才能建成。

创业创新千条路，可以先学再创，边学边创，合作众创，每个人都有参与路径，不等于都去辍学开公司。但创业创新的精神，应该得到全社会尊重，在全社会弘扬。

作为创业者，我们可能失败，可能遇挫，但当我们遇到双创的历史性机遇时，我们很骄傲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宁可倒在迈向未来的路上，也不愿寄生在对过去的路径依赖里。

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而我们今天的使命在于，通过创业创新创造，许中国一个更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