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单车、ofo等共享单车遭到虐待。这些本属于初创公司的财产，被扔进河里，被挂在树上，被藏在家里，车座、轮子被肢解偷走，还有些骗子将骗钱的二维码粘在单车上。

你在一家餐馆吃饭，可无权拿走饭桌和餐具呀。这确实应该被批评为“素质差”，但加上定语“中国人”就有失稳妥。

遇见缺德行为，将其归因为中国人素质，总是一个安全而又流行的观念。但在自行车领域，“低素质”是一种早已实现全球化的虚拟物。

财经网文章及英国媒体称，2013年按警方报案统计，伦敦平均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辆自行车被偷，每天被偷的自行车多达74辆，年丢失总数可突破3万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曾和该国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一起，带着新车到英国几个城市做实验，结果发现，新自行车平均4小时后就会被偷走。

他们还统计了2014年本国大学校内被偷自行车数量，这个数字合计是3775辆，其中剑桥和牛津排在前两位，分别是319辆和292辆。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的夫人维多利亚在2014年参加美国纽约时装周时，自行车被偷得只剩下一个锁在铁柱子上的车轱辘。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引用FBI的数据称，2010年美国有超过20万辆自行车被偷。一家名叫Priceonomics的数据统计网站在2013年预计，美国每年有价值3.5亿美元的自行车失窃。还有网站将洛杉矶自行车容易被偷的地区做成了地图，以提醒居民。

2007年，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公布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每年被盗自行车近400万辆，其中电动自行车是70多万辆，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

摩拜单车首批投放的上海市，拥有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1868年，当地一份报纸审视了上海街道上的“自行车几辆”。自行车在欧洲也是创新之物，没过几年就传到中国。它最先作为宫廷之物，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中国年轻人结婚的四大件之一。

文革结束后，西方人惊讶于中国城市街道上的自行车流。80年代之后，自行车成为最主要的代步工具，迎来好机遇。2007年，马维亚副局长在会上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自行车大国，“目前中国的社会自行车保有量达到4.7亿辆，其中普通自行车为4.2亿辆”。在那次会议上，公安部等六个部门宣布开展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

《法制日报》以“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去工作”的副标题，报道了9个月的行动成果：收缴各类自行车141万余辆，向群众返还自行车98.8万余辆。

每年被盗自行车400万辆，任务成果141万辆，很明显，还有250多万人民群众的感情被盗贼伤害。自行车偷盗可真是让人民群众苦恼，让政府棘手。但盗贼却很开心啊。

自行车偷盗生态圈

创投圈常喜欢问的问题很多。比如，在你所处的行业中，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的供应商是什么？

现在我们也要问盗贼。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违法行业，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是一种有效的赚钱方式吗？你的竞争壁垒是什么？

在中国的自行车盗窃行业，分别有四种参与者：车主、盗贼、销赃者（黑市中介）、买赃者。套用时髦的观点，这四个角色可谓创造了一个闭环生态圈。盗贼盗窃车主的自行车——盗贼转手给销赃者——销赃者在黑市中卖给买赃者——盗贼继续盗窃，包括去盗窃买赃者的那辆二手车。如此循环，一个生态圈就搭建起来。

这个生态圈已经形成利益输出的网络。车主是非自愿的利益输出者，他的利益输出是后面各个环节的基础，没有他的牺牲，就没法搭建。而利益享受者至少有三方：盗贼、销赃者和买赃者。其中，销赃者担当着利益中间人角色，当供需双方在中间人平台完成交易时，圈子就慢慢滚动起来啦。

接下来看一看这四种参与者的画像。

先说盗贼。自行车贼散落在新闻大海里，幸运的是，有人专门以学术眼光观察这帮违法群体。

2008年，《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报》发表了一篇自行车贼的研究文章。该文作者引用1994年北京西城区公安资料称，1994年西城区一共丢失了8041辆自行车，而公共场所的占比达到79.5%；其中变速车（当时的前沿款）和八成以上新车占比达到79.5%。

这应该算是国内有关自行车贼研究的首份大数据。我们发现，盗贼对风口论颇有研究，他们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完成收割，瞄准单车市场流行款式，以打动买赃者。

河南驻马店市公安局一份调查资料显示，该市自行车盗贼呈现低龄化。其中，25岁以下少年占比达到90%。去年温州当地警方破获了一个盗窃自行车的团伙，团队头子是个12岁的少年，他们的作案工具是便携式钢丝钳。今天的盗窃团伙已经像公司一样组织化，他们多由同乡和朋友组成，并实现专业分工，有专门偷山地车的，也有专门偷公路赛车的。他们的工具也会随着自行车防盗装备的升级而升级。

排除其他因素，纯粹从商业模式来看，这是一个好选择。仅依靠一次性低成本工具投入，就能迅速实现收益，而边际成本则为零。

再说销赃者。销赃者用当下的说法便是平台概念的集大成者，在生态圈中属于神经中枢。这个平台大多经过包装，依托于自行车市场、自行车修理店以及其他二手市场存在。这是一种确保安全性的手段，可以利用职业化掩盖非法行为。

再说说买赃者。当买赃者参与进来，这个闭环就正式衔接起来。一个人购买赃车，一部分原因是二手车价格低，另外则是担心高价新车被偷，而购买的二手车即使丢失，也不会很心疼。

在这里，车主和买赃者往往会是一类人。在自行车较为集中的高校校园里，存在着一种割肉自啖的现象：大学生们丢车——去销赃市场买车——再次丢车——继续去销赃市场买车。2009年福州新闻网一篇报道中称，一位大学生在4年的循环“剁手”，丢失了15辆车。而正是这些大学生们捧红了附近的销赃市场。

大学生按说是高素质群体，如果他们对来历不明的车辆拒而远之，这个生态圈起码也能受点伤吧。2005年，一篇名为《对高校校园黑车现象的行为心理分析》的文章中认为，购买赃车是由于学生们法律意识淡薄、自私以及从众心理所致。这篇文章呼吁的政策之一便是加强对大学生们的法制教育。

专家说得挺棒，但话剧《驴得水》里那位知识分子可能会吼叫了：“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标准来损害我的利益？”大学生们有着自私的考虑。首先，赃车价格便宜；其次，社会舆论以及法律条例对赃车购买者并无多少约束和惩罚。这给了学生们一个刺激的信号：买赃车是划算的，是能被接受的，一旦有同学买了赃车，他心理便不会平衡，稍后有可能参与进来。

接受到刺激信号的还有盗贼。难道中国的法律对其没有制裁？有，但是太轻了。一般的自行车盗窃，尚不至于入刑，只能通过治安管理条例予以几百元处罚以及15天之内的拘留。态度好一些的盗贼，被批评教育好，也就自由了。

另外，偷盗的自行车被查获的可能性也不大。不过若失主是个外宾，效果估计会好一些。4年前，一位环游世界的日本人在武汉丢失了自行车。武汉公安局便抽调精干刑侦，用了三天便破案了。尽管当地警方极力否认差别待遇，但网友们质疑声不断。后来，合肥一个小伙子自行车丢失后，谎称自己是来自美国的游客，但并未取得好结果。

不能说警察不努力，毕竟2007年全国开展的打击运动也确实取得了些许成效。但这样的运动在接下来10年里，再也没有开展过了。因为自行车数量多，同时又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无疑会增加执法成本。而盗贼和执法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盗贼在暗处，执法者在明处。信息对盗贼有利，而其在被抓前、被抓时、被抓后的风险都比较低。而买赃者，也在利用自己的自私和低风险，为这个行业助威。

我们都是买赃者

买赃者就在创投圈出没，他们甚至不用伪装。他们擅长喊出改造人类社会之类的宏大口号。这事着实怪异。若我在文首严肃地说，鄙人写这篇文章是为人类谋福，你读着感觉怎么样？

他们擅长粉饰，刷融资额、刷下单量、刷软文、刷人格魅力。他们擅长跟对手们进行斗争，利用圈养的喉舌去攻击对手，进行造谣。他们……嗯，应该还有别的烂招，不过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而已。

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成长，结出很多果子，可偏有人想黑灯瞎火偷几个占为己有，偏有人想给果木打激素，偏有人把烂果子包装成人参果。

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道德因素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效。媒体时不时地会爆出一些企业造假，但事后没遭到什么处罚的新闻。媒体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效果似乎不好，这些内容的潜台词应该是：哇，别的公司都这么干了，我也应该这么干。

自行车偷盗生态圈滚动着，滚动着，然后就被创投圈迎头赶上了。2016年，北京、上海的盗贼们发现，市场上又多了几款新品种，他们的手又开始发痒了。

我们得承认自己可能就是买赃者，常常将道德搁在脑后，而只会计算成本和收益。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森林公园进行了实验。公园出了问题，就像那个告示牌所说：每天自然遗产都会遭到破坏，石化木以每年14吨的速度被盗，大多是一块一块地被盗走的。

设立这个牌子是为唤醒游客的道德良知。罗伯特和同事们故意在几条小路上都撒上了石化木碎块，等着被偷。其中有些道路上设置了警示牌，有些则没有。

实验的结果是，在竖着牌子的路上，石化木被偷的数量是没竖牌子路上的三倍。罗伯特得出结论，公园的警示牌传达着道德信息，但或许传达的真正信息则是：石化木快没了，赶紧拿走一份；或者是一年14吨被偷，我拿几块儿也没问题。

这并不是说人有多罪恶，而只能说明人的复杂性（这是作家最喜欢的一个词）。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就会做出反应，要么变坏，要么变好。

《美国残疾人法》是一项旨在保护残疾人利益的高尚法律。但有数据表明，法律的实施导致美国残疾人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而原因则是雇主十分担心自己无法约束那些工作不好的残疾人，因为后者有法律保护，也无法随意解雇，所以，他们选择不雇佣残疾人了。

德国人为了避免垃圾税，将饭菜倒进马桶，结果导致下水道老鼠大量出没。爱尔兰实施相关措施后，埋在后院的垃圾越来越多，这不仅导致了环境污染，也让当地人更容易得病。

英格兰纽卡斯大学的教授梅丽莎·贝特森在学校的茶水箱上做过实验。通常情况下，老师喝过咖啡后，就会在诚信箱里中投钱。梅丽莎在每个星期都会做一个价格表，虽然价格不变，但价格表上方会在偶数周贴上一朵花，奇数周则贴上一双眼睛。实验结果是，当双眼注视时，诚信箱投下的钱是平时的三倍。这个方法也被英国纽卡索大学所利用。他们在自行车停车架上贴了张“瞪眼图”，学者研究发现停车架上方贴有眼睛图片，自行车失窃率较前1年减少62%，反之则增加63%。

而那些可怜的互联网共享单车呢？它运营时就停在大街上，这个场所，就着夜色，太容易勾起人的邪念。一些人便将它乱停乱放。一些人又想免费占有，索性直接上把新锁。而对于盗贼呢，要么洒脱扛走，要么把零件卸掉倒卖。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起码都有如下认识：没有一个人或者组织能比得上群众钻政策空子的智慧；人常常言不由衷，更具体的说，从创业者到消费者，他们都会说对方想听的话，而私下却想着自己要做的事情。

2015年8月份，沃尔玛公布当年二季度财报时，多次提到“耗损”问题。耗损的一层意思是商品因为偷窃而造成的损失。沃尔玛拥有较为先进的安防措施，但他们不止一次看到顾客把肉藏在裤兜里，偷偷逃避结账。2014财年数据显示，损耗率占了销售额的1.4%，公司预计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数字会达到70亿美元，其中38%来自外部盗窃，35%来自内盗，其他则是卖不掉的库存。

如果沃尔玛真的相信人的素质，那摄像头就不必装了。而国内某些超市员工需要完成的一个月要抓住几个小偷的奇葩任务，也能被很好理解了。

摩拜单车、ofo等共享单车最令人疑惑的便是一群自私且复杂的创业者，要去呼吁消费者的个人素质。8月22日，摩拜发文称，后台报障信息显示某车辆在未被开锁的状态下有位置变化，怀疑该车辆被盗，最后发现嫌疑人是一家投资公司的CEO，偷窃是为了研究构造，抄袭。该文称，“摩拜单车的诞生，似乎对高素质社会，对人性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媒体对坏消息的偏好刚好迎合了读者，后者自然可以借机对低素质加以批判。“低素质”对这些产品的影响到底几何？摩拜单车透露的广州数据是，每一万辆车有100辆遭到破坏。换算一下，这个损坏率是1%。

天下有贼，发达国家有，中国也有。沃尔玛的耗损能证明，QQ平台里的诈骗犯能证明，谷歌平台里的诈骗犯能证明，全球的那些被偷的自行车也能证明。

摩拜单车广州的损坏率也能证明道德问题。不过，当这些单车项目发展受挫，或者真正失败时，还是不要归因于道德素质了。没人会否定素质的作用，但是在成功的产品里，用户里都夹杂着违法者和素质低下者，而这些产品却凭借其他优势和精明的手段而成长壮大起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商业人物”（ID:biz-leaders），作者冯超。点击查看原文：《单车与共享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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